东西问｜孙炜冉：唐渤海国因何成为中华文明的“二传手”？

　　中新社长春6月29日电 题：唐渤海国因何成为中华文明的“二传手”？

　　——专访吉林省高句丽渤海研究会副理事长孙炜冉

　　中新社记者 郭佳



　　“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定界分秋涨，开帆到曙霞。九门风月好，回首是天涯。”一千多年前，晚唐诗人温庭筠写下这首《送渤海王子归本国》时，大概不会想到，它竟成后世观察唐与渤海关系的重要历史注脚。

　　这个崛起于中国东北的渤海国，由靺鞨族群建立，延续长达229年、传承十五代君王，被誉为“海东盛国”。同时，它还成为连接唐朝与日本的重要桥梁，被视为中华文明向东北亚传播的重要“二传手”。

　　这个边疆政权何以兴起？“海东盛国”因何而盛？它又如何承担起文明交流的特殊角色？近日，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吉林省高句丽渤海研究会副理事长孙炜冉，予以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渤海国何以在东北亚崛起？

　　孙炜冉：渤海国的兴起，是地缘优势与时代机遇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地缘层面来看，渤海国疆域覆盖今中国东北东部、俄罗斯远东滨海地区及朝鲜半岛北部。这一区域资源丰富、经济形态多元，向西可通唐朝边疆重镇营州和山东半岛，向东联结日本，向南毗邻新罗，向北辖控黑水靺鞨诸部，是东北亚海陆交通的重要枢纽，为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时代背景看，盛唐时期开放包容的边疆治理政策为渤海国发展提供了稳定环境。公元698年，大祚荣建立震国；公元713年，唐朝正式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震国自此更名渤海国，正式纳入唐朝疆域体系，成为隶属于中央王朝的地方政权。依托唐朝的政治庇护与经贸红利，渤海国规避周边强权征伐风险，得以集中精力整合内部部族、完善内政建设，顺利开启兴盛之路。



公元713年(唐开元元年)，唐玄宗册封靺鞨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为纪念这次册封盛事刻石为证。后被日本掠夺，现藏于日本皇宫。图为1908年前在旅顺港内的唐鸿胪井刻石和1908年后在日本皇宫的唐鸿胪井刻石。图片均出自《唐鸿胪井碑档案文献总汇》
　　中新社记者：渤海国境内汇聚了靺鞨、高句丽遗民、汉人等多个族群。这样的族群结构对其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孙炜冉：渤海国以粟末靺鞨为主体，同时吸纳部分高句丽遗民、汉人、黑水靺鞨、突厥、粟特等诸多民族。多族群共存的格局，看似治理难题，实则转化为渤海国独一无二的发展优势。

　　经济上，中原汉人带去成熟的铁制农具、农耕技术与水利修建经验，推动境内平原区域农耕产业发展；靺鞨族群深耕渔猎、畜牧产业，擅长皮毛、药材、水产加工；高句丽遗民精通城池营建、手工业制造；粟特族群主导陆路跨境商贸。多产业融合互补，推动渤海国农业、手工业、商业同步繁荣，粮食储备充足，丝绸、瓷器、兵器、水产等商品远销周边各国，富庶国力支撑其“海东盛国”的美誉。

　　文化上，渤海国积极吸纳中原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同时保留各民族传统习俗，逐渐形成以中原文化为内核、多民族文化为外延的复合型文化体系。这种文化生态增强了政权认同，也为国家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2023年1月，“南北汇流——渤海国与南汉国文物展”在广东广州的南越王博物院王宫展区开展。图为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宫城正门出土的石螭首吸引参观者拍照。  中新社记者 陈楚红 摄
　　中新社记者：渤海国是如何建立起一套适应自身发展治理体系的？

　　孙炜冉：在中央政权建设方面，渤海国参照唐朝三省六部制，设立中台、宣诏、政堂三省及忠、仁、义、礼、智、信六部，形成较为完备的行政管理架构。在地方治理方面，则效仿唐朝州县制度，实行“府-州-县”三级建制，同时针对部分游牧、渔猎部族保留相应自治形式，实现朝廷统辖与地方灵活治理相结合。据史料记载，渤海国鼎盛时期设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余县，行政网络覆盖全境。

　　在人才培育与官僚体系建设方面，渤海国借鉴唐朝科举制度，设立官方儒学学堂，以儒家经典为核心教学内容，面向国内学子开放科举取士，选拔各族优秀人才充实官僚队伍；法律上则参照《唐律疏议》制定本国律法，有效规范社会秩序。

　　这套治理体系不仅巩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控能力，也确立了渤海国在东北边疆文化中的优势地位，为其开展对外文明交流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中新社记者：渤海国何以成为连接唐朝与日本的桥梁？它是如何发挥中华文明“二传手”作用的？

　　孙炜冉：依托优越区位、强盛国力与深厚中华文化底蕴，渤海国成为那一时期东北亚跨域交流的桥梁。

　　对内，渤海国大规模引进中原儒学、佛教、诗词文学、农耕技术、手工业工艺、建筑理念、律法制度等文明成果，并结合本土特色完成本土化改造，让中原文明落地白山黑水，惠及东北边疆各族民众，加速东北边疆文明化进程。

　　对外，渤海国通过与日本频繁往来，将吸收转化后的中原礼制、佛教典籍、诗词文化、手工业技术传播至海外，同时将东北边疆特色的皮毛、药材等特产输往域外。日本还通过渤海国吸收中华文明，相较于直接遣使入唐，成本更低、渠道更便捷。

　　与此同时，渤海国还承担商贸中转职能，连接唐朝、日本及东北边疆市场，推动区域经济文化交流。它不仅传播中华文明，也吸纳周边文化元素并促进双向互动，其“二传手”价值正体现在这种交流互鉴之中。



渤海国出土文字瓦拓片。勾海燕 供图
　　中新社记者：“海东盛国”留给今天怎样的历史启示？

　　孙炜冉：沧海桑田，盛景已逝。公元926年，渤海国为契丹所灭，存续两个多世纪的“海东盛国”走下历史舞台，但它留下的历史遗产至今仍具备深刻的现实启示，为当代解读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发展脉络提供重要参考。

　　其一，实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必然性。渤海国从崛起、融合到兴盛，全程依托唐朝大一统格局，境内多民族共生共荣、共建共享中原文明，主动融入中华文明体系。这一历史进程直白证明，自古以来，中国东北边疆便是中国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东北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多元一体并非后天建构，而是历经千年历史沉淀形成的天然格局。

　　其二，印证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核心特质。中华文明从来不是单一民族文明，而是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集合体。渤海国既深耕本土民族文化，又主动吸纳中原文明，同时兼容域外文化，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海东文化。这种包容开放、兼收并蓄的文化特质，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密码。

　　其三，为当代文明交流互鉴提供历史范本。渤海国的兴衰历程昭示，文明的生命力在于流动与交融，封闭保守终将走向衰败，开放互通方能长久兴盛。渤海国作为文明枢纽的发展经验，为当今各国打破文明壁垒、开展平等双向文明互鉴提供了源自东方的古老智慧。

　　重观渤海国的百年兴衰，其从来不是游离于华夏之外的异域政权，而是中华文明在东北边疆的延伸与绽放；它所承担的文明“二传手”角色，也从一个侧面彰显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内在品格。(完)

　　受访者简介：



孙炜冉。受访者供图
　　孙炜冉，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研究院院长、二级教授，吉林省高句丽渤海研究会副理事长，1981年出生于吉林集安，拥有中国史博士学位和世界史博士后经历。国家青年文化英才、吉林省拔尖创新人才、吉林省优秀教师，主要研究高句丽史和渤海国史，发表100多篇学术论文，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出版了多部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