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彭裕超：文学这座“桥”如何让中塞两国走近彼此？

　　中新社北京5月24日电 题：文学这座“桥”如何让中塞两国走近彼此？

　　作者 李百加 杨程晨



　　谈及“桥”这一意象，北京外国语大学塞尔维亚语言文学学者、副教授彭裕超谈兴颇浓。“‘桥’成为塞尔维亚极具代表性的文化名片，‘桥’的内涵在中塞交往中持续积淀。”

　　他说，巴尔干扼守黑海—地中海咽喉，当地特色文化符号是“桥”。前南斯拉夫作家伊沃·安德里奇(Ivo Andrić)斩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著作是《德里纳河上的桥》。1977年风靡中国的东欧电影是《桥》。2014年中塞共建“一带一路”首个基建项目，也是一座横跨多瑙河的大桥。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Aleksandar Vučić)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近年来两国关系高水平运行。彭裕超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说，对他而言，文学也是中塞之间一座“桥”。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曾提到，塞尔维亚社会存在一定“文化焦虑”。这一现象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根源？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

　　彭裕超：塞尔维亚所处的巴尔干地区，是东西方文明碰撞交融的重要区域，历史脉络复杂，文化形态多元。因此，塞尔维亚长期面临“如何定位自身”的问题。身份认知上的摇摆，是其“文化焦虑”的主要来源。

　　发展过程中，塞尔维亚学界希冀借鉴“他者”智慧来实现“自我”觉醒、跨越“文化焦虑”。欧洲曾是其中最具参考意义的“他者”。但学者佐兰·米卢蒂诺维奇(Zoran Milutinović)在《克服欧洲》一书中，梳理14位塞尔维亚作家笔下的欧洲形象变迁后发现，塞尔维亚社会对欧洲的认知，从早期的单向认同，逐步转向理性反思，最终突破欧洲中心主义的固有认知框架。

　　在塞尔维亚文学中，中国也是不断被观察、参考的“他者”。20世纪上半叶，当地外交官与旅行者更多凭借个人见闻与主观感受，以游记方式书写中国。随着中国发展成就日益受到关注、中国式现代化为诸多身处发展十字路口的国家提供启发，越来越多塞尔维亚知识分子开始品读中国，从东方智慧中寻找回应时代困境的路径，理解中国的发展逻辑及背后的全球意义。



2026年1月，塞尔维亚驻华大使代表总统武契奇向北京外国语大学塞尔维亚语言文学学者、副教授彭裕超颁授塞尔维亚共和国金质勋章。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塞尔维亚文学作品中，是否存在吸收或融入东方文化、体现文明互鉴特征的代表性作品？

　　彭裕超：2017年我翻译的塞尔维亚作家弗拉蒂斯拉夫·巴亚茨(Vladislav Bajac)的禅宗主题小说《竹书》，可视为较具代表性的作品。这部小说创作于1989年，体现了彼时塞尔维亚文学对东方思想资源的主动吸收与转化。

　　《竹书》讲述四位主人公因竹结缘、继而深陷尘世苦痛，并在命运起伏中寻找生命出口的故事。通过文学叙事，作者将禅宗所蕴含的精神意涵与审美气质融入作品，将东方智慧引入塞尔维亚文化语境。

　　其中承载的“和解智慧”，为不同文明的相处提供了启示。书中，两位主人公经历漫长冲突与苦难后重逢，并未剑拔弩张，而是对坐啜茗、鞠躬作别，相忘于江湖。这种允许差异共存、超越“零和博弈”、追求自我与世界双重和解的东方禅意逻辑，正成为当代多元文明交流中珍贵的精神资源。

　　这种融文学叙事与东方智慧于一体的创作范式并非个例。以巴亚茨为代表的一代塞尔维亚作家，怀揣“寻找精神出口”的迫切感拥抱东方文化，将其内化，进而反哺了塞尔维亚文学。

　　前不久，一位访华的塞尔维亚学者问，中国人如何看待成功？因为他在文学中感受到，西方传统逻辑中的成功往往具有排他性，意味着超越、压制乃至征服；但在中国，成功未必以他者失败为前提，可以和谐共处、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这促使他思考不同文明对于发展和秩序的理解。



2017年1月，北京外国语大学塞尔维亚语言文学学者、副教授彭裕超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接受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访问。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您的译著《克服欧洲》中提及，“误解是常理，理解是奇迹”。在您看来，中塞两国在追求相互理解的过程中是否也有过误解，文学又如何增进彼此理解？

　　彭裕超：中塞两国相隔遥远，在语言、宗教、历史轨迹及地缘政治处境上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客观因素容易导致误解的产生、放大和固化。例如在塞尔维亚民间，受西方固有叙事惯性影响，部分民众仍倾向于从工具理性视角，将中国视作高效经济体，对中国式现代化背后的文明底蕴与历史发展逻辑缺乏认知。

　　在中国互联网上，也可看见一些网民对塞尔维亚的理解停留在“历史叙事中的受难者”等相对扁平的叙事框架中，忽视其身处地缘夹缝的复杂心态与文化挣扎，以及在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和坚守民族独立之间的艰难权衡。

　　为打破认知偏差，两国民众需要文学这种相对中立、具有深度承载力的认知媒介，来构建对彼此文化传统、历史经验和认知视阈在内的多层次认知的基础。

　　伊沃·安德里奇在散文《桥》中写道，“在人类为生存而建造的一切事物中，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桥更美好、更珍贵……桥属于所有人，对所有人平等；桥总是建在人类需求交汇之处，比其他建筑更为持久，也不服务于任何隐秘或邪恶的目的。”

　　因此，我完成了《竹书》《永远的“瓦尔特”：巴塔传》《塞尔维亚诗选》等文学作品的译介，参与编撰《塞尔维亚语讲中国文化》，都为推动文学起到一座“桥”的作用，使两国民众通过阅读进入对方的民族历史记忆与精神结构之中，在对话中建立更深层的同理心，在理解中不断贴近彼此。



位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泽蒙-博尔察大桥。这座大桥也被当地亲切称为“中国桥”“友谊桥”。(资料图)中新社记者 韩海丹 摄
　　中新社记者：今年1月，您因为在中塞文化交流中做出重要贡献而获授塞尔维亚共和国金质勋章。这有怎样的意义？

　　彭裕超：塞尔维亚共和国金质勋章是塞尔维亚国家给予外籍人士的最高荣誉之一。本届将这一荣誉授予中国学者，体现出塞方对两国人文交流的高度重视、对一线语言文学教育工作者桥梁作用的肯定。

　　这份荣誉不仅属于个人，也是对北京外国语大学塞尔维亚语专业几代学人持续深耕的集体认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相关教学与研究不断积累，为中塞人文交流提供了重要学术支撑。(完)

　　受访者简介：



彭裕超。受访者供图
　　彭裕超，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塞尔维亚语专业教研室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塞尔维亚语语言文学、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化关系史、巴尔干问题等，在国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发表《克服欧洲》《塞尔维亚诗选》等译著6部，出版教材《塞尔维亚语讲中国文化》1部。2025年获塞尔维亚共和国金质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