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薛子敬：中东局势波动，中国制造业为何仍能保持相对稳定？

　　中新社北京5月8日电 题：中东局势波动，中国制造业为何仍能保持相对稳定？

　　——专访伦敦大学亚洲和非洲研究院研究员薛子敬

　　作者 刘洋



　　近期中东局势持续动荡，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全球能源价格震荡、关键工业原材料供应承压，全球制造业供应链遭遇显著冲击，不少国家工业生产陷入“停摆”困境。在此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却逆势承压、稳中有进。

　　为何中国制造业能在中东局势的外部冲击下保持相对稳定？其背后蕴含着怎样的发展逻辑与支撑力量？近日，伦敦大学亚洲和非洲研究院研究员薛子敬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这一轮能源冲击对全球制造业的影响，最核心的传导机制是什么？

　　薛子敬：进出口能源价格波动对制造业成本的传导是基于“成本—利润—投资”的循环逻辑。大宗能源价格上行，首先推高基础化工、钢铁、有色金属等上游原材料成本，随后沿着产业链向中游零部件和下游成品逐级传递。但这种传导并非线性的，会在产业链的不同环节产生非预测性“放大”或“衰减”效应。不考虑国家间生产结构因素，上游集中度高、替代性差的环节，往往价格传导快、幅度大；而下游竞争充分、产品差异化程度高的环节，企业更多选择内部消化，传导就会减弱。同时，能源成本上升还会通过抬高物流费用、压缩企业利润预期等间接渠道影响制造业投资和产能扩张节奏。所以我们看到的不是简单的“油价与成本同步上涨”，而是一个多层次、非对称的冲击传导过程。



2026年4月10日，美国民众在马里兰州罗克维尔一处加油站加油。中新社记者 沙晗汀 摄
　　中新社记者：此次能源冲击对中国的影响，为何没有完全转化为出口价格的同步上升？

　　薛子敬：从能源战略储备视角来看，中国虽然原油对外依存度超过70%，但整体能源自给率在85%左右。以电能为例，2025年中国的一次能源使用占比结构中，煤电仍占据主导地位，作为整个工业体系运行的压舱石，约占全国发电量的五成。在此基础上，中国近年来持续加大对可再生能源、核电及超高压电网体系的投资。风电、光伏等新增装机量持续保持全球领先，低碳能源发电占比已接近40%。这种以传统煤电为主结合新能源供给扩张的能源结构，使得电力供给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具备较强的稳定性。当中东局势推高国际油气价格时，冲击首先集中在进口能源端，但并不会直接转化为国内电力体系的系统性波动。

　　在中国工业体系内部，能源成本上升的传导路径是比较清晰的：从煤炭、电力到基础材料再到加工制造环节，层层递进。中国拥有完整的工业门类体系，很多中间品可以在国内完成多轮加工，每一个环节都有充分的供给。这意味着成本上升在产业链内部被多个环节分摊消化，而不是简单地向终端传递。同时，中国企业近年来在生产效率提升、数字化管理优化、能耗降低等方面持续投入，形成了一定的成本吸收能力。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上游原材料确实涨了，但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并没有被根本削弱，这恰恰体现了完整产业链的缓冲价值。



2026年3月17日，南京一家企业内的工作人员在生产车间内作业。中新社记者 泱波 摄
　　中新社记者：在成本上升和外需波动的双重压力下，中国制造业为何仍能保持相对稳定？

　　薛子敬：我认为至少有四个结构性因素在发挥作用。

　　一是规模经济效应。中国制造业的体量意味着单位固定成本被极大摊薄，即使边际成本上升，总体竞争力仍然可观。

　　二是产业集群优势。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形成了高度密集的产业集群，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协同效率非常高，能够快速调整采购策略和生产节奏来应对成本波动。

　　三是基础设施支撑。中国的交通、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领先水平，这些硬条件为制造业降本增效提供了坚实底盘。

　　四是政策的精准性。从阶段性降电价、减税降费，到专项再贷款支持制造业技改，政策工具箱丰富且响应速度快。

　　这四个因素共同构成了一种结构性的韧性，是长期积累形成的系统能力。

　　但也需注意到，如果能源价格长期维持高位，持续挤压中下游企业利润空间，可能会抑制部分中小企业的研发投入和技术升级意愿。同时，过度依赖成本消化而非价格传导，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产业向更高附加值方向转型的进度。因此，在巩固产业链韧性的同时，还需要加快推进能源结构转型和绿色技术突破，从根本上降低制造业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将“被动抗冲击”转化为“主动构建新优势”。



2026年3月29日，在广州花城广场举办的“广货行天下”汽车专场活动上，新能源汽车受市民关注。中新社记者 陈骥旻 摄
　　中新社记者：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角色已发生结构性转变，这种转变是否改变了能源冲击对中国货物出口的传导路径与影响程度？

　　薛子敬：截至2025年年中，中间品出口份额已占据中国出口总额的46%，消费品降至31%。这个变化对能源冲击的传导意义深远。终端消费品面对的是对价格敏感的最终消费者，一旦成本推高售价，需求弹性很大，买家可以推迟购买甚至替换品牌。但中间品不同，中国正从过去的“出口品组装国”转变为全球供应链的核心中间投入品供应商。这就意味着，能源涨价推高了中国制造成本，但下游买家的议价空间其实有限。举例来说，他们不太可能因为价格上涨10%就在短期内切换供应商，因为切换成本远高于价差。

　　假设本次能源危机仅为阶段性地缘冲突导致的供给不足，并不改变全球贸易的长期结构。中国出口品的影响更多体现为利润率的短期承压，而非出口规模的实质性收缩，并具有强劲的结构性韧性。

　　从更长周期看，这种稳定性是建立在产业链区域协同能力与国内供给体系完整性的基础之上。正因如此，外部冲击带来的更多是阶段性的利润波动，难以对出口基本面形成根本性改变。(完)

　　受访者简介：



薛子敬。受访者供图
　　薛子敬，伦敦大学亚洲和非洲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主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