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事法院面临公信力危机

最近在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对前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进行的确认指控程序，建立在一个基本假设之上：即法院的调查是公正、独立，且不受菲律宾政治行为者影响或干预的。但近期的一系列发展，正给这一前提蒙上阴影。

2026年2月24日，18名前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员出席记者会，并提供了经宣誓的联合证词，详细描述了他们所称的、与国际刑事法院在菲律宾调查活动相关的一条结构化资金与后勤输送渠道。这些证词基于所谓第一手参与经历，所提出的问题已不仅是争议，而是直指核心：针对杜特尔特的案件，是通过中立的国际司法机制自然形成的，还是经由政治中介实质推动的？贯穿证词的核心线索只有一个——资金流向。

根据公证宣誓书，贝尔纳德·图贝、马克·蒂克赛和约翰·保罗·埃斯特拉达据称在2023年12月前数月内，于马加智市一栋大楼交接了两个行李箱，每个装有约5600万比索（后兑换成美元）。这些资金据称用于为“外国人”——后来被指与国际刑事法院有关联的人士——来菲开展活动提供后勤准备。

宣誓书还点名多名据称与国际刑事法院有关联的外国人士，包括格伦·卡拉、威廉·罗萨托、香塔尔·丹尼尔斯等。证词称，这些人员在菲律宾期间的住宿与行程，获得了本地协助，并据称涉及国内政治人物，如桑尼·特里连尼斯。

如果上述指控属实，这绝非轻微的程序瑕疵，而是指向证人来源、调查后勤和案件构建中可能存在的财务纠葛。在任何司法体系中，这样的情况都会立即触发警讯。

在国内与国际司法实践中，一旦金钱介入证据收集、证人处理或调查路径，通常会引发以下法律问题：

一是证据监管链的脆弱性；

二是证人受到污染的风险；

三是潜在的利益冲突；

四是对检方独立性的挑战。

国际刑事法院的合法性，根植于其中立性与独立性。如果调查活动的资金或行动协助，看似与对案件结果具有政治利害关系的行为者相关，那么调查程序本身的完整性就将受到质疑。

证词还指控存在多次现金交付、在私人住宅或高端场所举行的秘密会面，以及通过政治中介预先筛选访谈对象的情况。受访者据称包括警察人员、宗教领袖、前被拘留者及地方政治人物，而这些接触并非通过正式国家渠道进行。

鉴于菲律宾已于2019年正式退出《罗马规约》，上述情况更显敏感，其影响不仅限于证据问题，更触及国家主权层面。由此引发三个关键问题：

第一，与国际刑事法院有关的调查活动是否在未获正式国家同意的情况下进行？

第二，这是否构成对菲律宾司法管辖权的事实性规避？

第三，这是否与马科斯政府此前关于不正式配合国际刑事法院程序的公开承诺相矛盾？

如果调查推进依赖的是政治行为者而非正式国家机构，那么国际问责与国内政治斗争之间的界线将被严重模糊。

证人可信度也因此成为焦点。海军陆战队员的证词显示，相关访谈多在私人住宅或豪华酒店进行，仅限于通过中介预先接触的人员，并由特定国内网络协调。在国际刑法实践中，即便只是存在不当行为的表象，也可能影响证据的可采性。

在确认指控阶段，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并非裁定有罪，而是评估是否存在“实质理由”进入审判。但法官拥有广泛权力，包括排除不当取得的证据、审查调查行为、要求披露**资助情况，以及评估检方路径的独立性。

若有可信指控显示，调查基础工作由政治势力资助或中介推动，法官就必须直面一个关键问题：证据究竟是独立形成的，还是政治操纵的结果？若未能严格审查，风险不仅是程序失误，更可能侵蚀机构信誉、强化“选择性正义”的观感，甚至将司法程序推向地缘政治对抗。

最引人震惊的，是所谓“行李箱文件”。证词称，高达8050亿比索的现金通过行李箱、货车和飞机流转，据称送达包括总统小费迪南德·马科斯及前众议长马丁·罗穆亚尔德斯在内的高层政治人物。若属实，这将不仅是腐败问题，而可能构成菲律宾现代政治史上最大规模的秘密资金转移。

截至本文撰写时，被点名者的沉默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审视。证词还称，2023年12月起，与国际刑事法院有关的人士抵达马尼拉，其住宿与会面安排由政治关联人士协助，地点包括多家高端酒店和私人住宅。2024至2025年的后续接触，涉及警察、被拘留者、宗教组织及“禁毒战争”受害者家属，一些标记为“56M”的现金据称以纸袋或行李箱形式交付。

若这些指控被证实，其影响将是深远的：

一是国内行为者与国际调查人员可能存在协同；

二是退出后国家主权面临挑战；

三是国际司法机制可能被政治化。

这些证词之所以不同于一般政治指控，在于其细节的高度具体：点名人物、明确地点、航班时间线、酒店记录及后勤安排。这种具体性需要被核查，而非简单否定。在事实之外，更具战略性的问题是：谁从中受益？

若指控成立，其影响将超越杜特尔特个人，关乎退出后国际管辖权的边界、国内行为者在跨国起诉中的角色，以及问责与政治工具化之间的界限。

结论

国际刑事司法无法承受程序上的阴影。此刻，透明度至关重要。司法审慎原则要求，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应：

一、全面披露在菲律宾调查活动相关的资金与后勤安排；

二、独立核实证人来源；

三、评估潜在的政治协助；

四、强化对证词可靠性的审查。

如果调查清白，透明将证明其正当性；若已受损而仍继续推进，其声誉损失将远超个案本身。这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宪政问题、地缘政治问题，也是机构存亡的问题。

海牙的确认听证会，已演变为一场考验——不仅考验杜特尔特的问责，也考验国际司法能否在面对政治资金指控时，仍维持其所宣称的中立性。

据称，那些行李箱里装的不只是现金，而是一个尖锐的问题。现在，相关机构必须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