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乡的天空数飞机

在我6岁以前，家乡的天空很简单：作为舞台幕布的蓝天，迎接着阳光、云朵、雨水这些老演员轮番上阵，以及偶尔这几者心血来潮，联手谱出的晚霞或者彩虹。台风和暴风雨则是难得的重磅嘉宾，总是冒冒失失地突然出现，拉扯着闪电和雷鸣做伴舞，铺天盖地地蹦跶一天，便又突然干脆利落地离场，留一席被清洗得干干净净、明晃晃的天。
直到6岁那年，家乡的天空突然多了个新角色。我还记得那一天，醒来的时候看到阿太（我外婆的母亲）正在院子里抬头直直看着天，我问阿太在看什么。阿太说，天上多了一枚银色看上去很敦实的针，那针还拉扯着一条白色的云做的线，正在天上飞着，不知道是要去编织什么。我抬头看到了阿太口中的“敦实的针”，风还送来了一阵又一阵嘶吼的声音，呼哧呼哧，像巨兽的呼吸。父亲也出来看了，他说，那是飞机。他说咱们这北边建了机场，从南往北飞的，是要到咱们这的，从北往南飞的，是要离开咱们这的。我阿太说，飞机我知道，我那个下南洋的二儿子，上次电报里说过，说家乡要通飞机了，以后他就可以经常回来看我。
自那之后，我阿太不再像此前，逮着机会就去海边的港口发呆，等着看是否有南洋的船靠岸。而是拉了把藤椅，坐在天井，眯着眼，看一架又一架从她的天空上划过的飞机。每天全家人吃晚饭时，阿太还会报数，认真地说，我今天数了，12架飞机带着人来咱们这，有12架带着人要离开。她说，真好，离开的人会回来，回来的人有能力离开。
我说，这有什么好的。我那出生在清朝末年、当时80多岁的阿太说，你不知道的，在以前，离开不容易，回来也不容易。
其实不仅是我阿太在数，有段时间，东石镇男女老少都喜欢数飞机。每次隐隐听到轰轰轰的声音，大家都不约而同停下来，漫天搜寻那飞机的踪影。以前喜欢看的能变化各种形状的白云，使出浑身解数再怎么变化，都是碍事的存在。大家不在乎今天又要变出什么形状，而是在乎，到底哪朵云，把那架可以带着人来、带着人走的飞机藏起来了。
我想，或许是总有那么多年轻的人希望离开，总有那么多已经老的人在等待着人回来。
应该是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天放学回来，阿太喜滋滋地宣告，刚刚邮电局的人告诉他，她的二儿子——也就是我的二舅公，即将在一周后回来。阿太说，她请邮电局的人发电报去问问，搭的是哪一天几点的航班。邮电局的人很纳闷，你一个八九十岁的老人怎么还想知道航班，我阿太说，我知道时间才好在天井里等飞机。
终于是二舅公要回来的那一天了，阿太天一亮就拉了把椅子坐在天井里等着数飞机。二舅公的飞机是上午10点左右降落的，九点三四十分的时候，阿太叫嚷着让我们赶紧来天井，她说，你二舅公的飞机要来了。她耳朵不太好，紧张地问，听到声音了吗？我们说，听到了。她确定了一下，南边是那边吗？我们说是的。她屏气凝神望着南边的天空，慢慢地，飞机的影子在云朵里影影绰绰，直至逐渐清晰。阿太激动地对着天空喊，老二啊，你阿娘在这了。我笑话阿太，说，二舅公听不见的。阿太想了想觉得有道理，赶紧对着天空不断挥手。我笑着说，阿太，二舅公看不见。“谁说的，我们看得见他的飞机，他就看得见我们。”阿太说。
一个多小时后，二舅公来到东石了。从飞机场到东石当时就要将近一个小时的车程，看来他一下飞机就着急找阿太。阿太看到二舅公当然也高兴，但她一见面不问其他，劈头就问：你刚刚在飞机上看到了我了吗？二舅公愣住了，没明白阿太问的是什么。我赶紧解释了一下，二舅公才明白过来，说，阿娘，我哪能看得见。谁说的，那是你看得不够认真。要回去的时候，记得还是要坐靠窗的位置，拼命找找，看能不能看到阿娘我。
其实那次回来，二舅公是想接阿太去南洋。阿太拒绝了，阿太说，我们老人，根都是连着土的，而所有的孩子，都是要飞到天上的。我飞不了，去不到你们要去的天上，你们也千万别回我待着的地方。
我守着这个你在天上可以看到的地方，就很好。阿太说。
二舅公要离开的那天，我阿太不愿意去机场送他，她兴致勃勃地交代二舅公，以后无论坐飞机来或者去，只要经过东石，一定要拼命找一下她的位置。阿太还布置了任务，你回南洋后，一定发电报告诉我，这次回去的飞机上，看到我了吗？我二舅公不知道为什么，一听阿太这么说，老大的人却哇哇地哭。阿太赶紧劝自己的孩子：不哭不哭，找不到就不找，没关系的，反正我肯定在这的。
事实上，那是二舅公最后一次回东石。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其实那趟回来是因为查出了肺癌晚期，二舅公想用人生最后的时光陪陪他的母亲。后来阿太和我说过，我二舅公到了南洋真给她发了电报，电报里说，他真的看到了阿太。他还说，他甚至看到了阿太在大声呼唤着他的名字。我阿太就此很笃定：飞在天上的人，是可以看到留在地上的人的。
自从家乡的天空拥有了不断飞过的飞机之后，我阿太就经常看着我说，以后我们家黑狗达也要搭飞机去很大的地方工作。小镇的少年，谁不憧憬外面的世界，我当然也是这么希望的。但我还是会担心地问：那阿太你怎么办，你到时候会和我一起去外面吗？阿太说，不去了，我是咱们这土里的，去不了天上。我就在这里等你，你也记得，每次飞过家乡的时候，低头找找我。
高二的时候，我父亲中风偏瘫了。就此，我家天井里，经常看得到我阿太陪着我父亲在晒太阳，顺便数飞机。阿太边数边说，你得赶紧好起来，往后你好起来了，还要跟着黑狗达坐飞机去到大城市，你还要到飞机上看看能不能找到我。
大学毕业之后，我如阿太和父亲母亲的愿望，找到了在大城市的工作。阿太依然选择在家里的天井里，等着看即将载着我飞向远方的飞机，而偏瘫的父亲，坚持要母亲扶着他，一拐一拐送我到机场。父亲一路没说多少话，只是等到我不得不去安检登机的时候，才突然说：你能不能每天给我发发信息，说你在哪？以后我看不到你了，但我想知道你在哪。父亲还说：你每次要搭飞机去哪和我说说。我问，是阿太交代的吗？父亲说是啊，然后说，我也想知道，我也会在天井等着看载着你的飞机。看到父亲眼眶红红的，我却还是说：但是，并不是所有航线都要经过家乡的。
我先是去了广州，后来去了北京，那几年，我的工作是深度报道记者，哪里有新闻事件，我就飞往哪里。有几次，飞机的航线要路过家乡的上空，我会记起阿太的话，尽力预约到靠窗的位置，在即将路过家乡时候，趴在舷窗上不断寻找，寻找家人在的那个地方，寻找家人住的房子。好几次，我找到了家乡的海岸线，找到了家乡的江，找到了那条回家的主干道，找到我们居住的那一片密密麻麻的房子，但我从来没能找到我家的天井，没能看到我阿太和我父亲。
有一天我母亲特意打电话给我，说是阿太让打的。阿太一定要母亲和我交代，以后在飞机上，不只要找家里，还要找阿太在郭岑村的老房子。母亲说，90多岁的阿太偷偷爬上屋顶想修补，掉了下来，摔断了腿。现在的她再无法到其他子孙家做客，只能安分地窝在老房子里。母亲还交代，过年回来的时候，阿太肯定要问你是否在飞机上看到她在打招呼，你可一定要说看得到。“你知道吗，每次飞机经过，你阿太和你父亲就总要赶紧抬头。”母亲说。
我说，你不用担心，我确实看到了。从来没有坐过飞机的母亲愣了一下，问，所以飞机上真能看到家里啊？母亲最后说，如果这样，你还是把一些航班时间发给你父亲吧，他抬头看着天空，经常喃喃自语，不知道哪架飞机载着我家的黑狗达。
在我出外工作的第三年，我父亲离开了，再一年，我阿太也告别了这个世界。我不知道，这些年，他们究竟多少次为我抬头数飞机，又多少次真的看到过搭载着我的飞机划过他们的天空。我辞职在家乡住了半年多，那半年，经常坐在老家的天井里，坐在阿太和父亲抬头看飞机的地方，抬头看着天，想着，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少个故乡，有多少个人，努力让自己的孩子飞出去，飞到自己够不着的天上，再又孤独地守在那个孩子回不来的故乡，抬头找着自己孩子那其实永远看不到的身影。
因为媒体工作的原因，在阿太和父亲离开之后，我还是每周搭乘着飞机，在无数人的故乡上方飞过。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再也不愿意预定临窗的位置，不敢低头往下看，因为我知道，我的航线下方，再也没有阿太和父亲的等待。那段时间，我心里总是空落落的，我开始明白，安放我们内心的地方，便是家乡；开始明白，如果我们生命的航线找不到安放的坐标，那人生便不是一场飞行，而是一次不知道前路的漂泊——没有来处的人终究是找不到去处的。
2013年我开始试图重新找回故乡，找到故乡里的他们，我因此向文学和记忆求助。转身往记忆深处走去的时候，仿佛又一次趴在正在飞过故乡天空的那架飞机舷窗上，而这次，我看到他们了，我把他们定格在文字里，这便是《皮囊》和《命运》。
2014年我拥有了自己的孩子，当我怀抱着她的时候，我想，我一定要陪她找到她的可能、她的天空，我还想，我一定要成为她永远可以随时回来的地方。然后我知道了，我其实想成为她的家和家乡，那个可以托举着她起飞，又可以在她自己人生的航线上，随时俯瞰并且找到的地方——就正如我阿太和我父亲一样。
也是那一刻我终于知道，正因为阿太和父亲一直在努力成为我的家乡，我才能成为永远有家可回的人。这次，该轮到我成为我孩子的家乡了。
愿所有在远方的人，在人生的航线上，一回头就看得到家乡和家人；愿所有在故乡数飞机的人，一抬头，便可以看到，自己的天空上，那架载着他想念着的人的飞机，正飞向远方，也正飞回家乡。（蔡崇达）
《人民日报》（2026年01月26日2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