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土忠魂（人民家书）

彭雪枫和林颖夫妇合影。

吉鸿昌书信

蔡炳炎一家合影。

徐悲鸿书信

孙晓梅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值此岁末回望，80年前的烽火硝烟仿佛仍在眼前，而那些历经岁月洗礼的家书，依然字字千钧。
彭雪枫致妻子的信，诠释了革命伴侣的家国情怀；蔡炳炎在奔赴罗店战场前，于家书中冷静研判战局、细致安排家事，展现了军人的担当与慈父柔肠；吉鸿昌的绝笔家书，将对家人的万般不舍与牵挂，化作了理性而具体的嘱托；徐悲鸿在信中传授给学生的不仅是绘画技巧，更是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化名“陈云”的孙晓梅则在信中立下了为革命理想而奋斗的志向。
今天，本报联合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刊出这些穿越硝烟的文字（信件节选），不仅为了铭记历史，更为了赓续精神血脉。让这份来自历史的回响，化作我们前行的力量。     
——编者
彭雪枫：
伟大的党的事业，在等待着你！
裕群：
我们婚后的你的第一个生日，应当为你祝福。想多送你一些吃的礼物，又怕过于张扬，所以只好从简。
《斯达林传》倒是一件颇为别致的礼物，倒不在一本书，而在于书的内容，你要学习他。而且在书的首页，我题了一句话——“我们忠诚坦白之对于爱，一如我们忠诚坦白之对于党！”这也是颇为别致的礼物。
手帕是前天程朝先送我的，也转赠你，那是豫皖苏边的纪念！他一直保存着！
祝福你的精神永远是愉快的，身体永远是健康的，伟大的党的事业，在等待着你！
雪枫
3月3日，正月17日，你的生日，于半城
▶▶▶家书背后
这是1942年3月3日，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1907年—1944年）写给夫人林颖的家信。
彭雪枫，河南南阳人，其妻林颖原名周裕群。彭雪枫在写给林颖的信中，经常称呼她的原名裕群。
透过这封信，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彭雪枫对林颖藏于心底的爱。1942年3月7日，是他们结婚后林颖的第一个生日。在战争环境中，彭雪枫牢牢地记着这一天，提前4天给林颖写了这封信，并告诉林颖，为她准备了3份礼物：少许吃的东西，一本书，还有一方战友程朝先送给他的手帕。这封家信，不仅充满了夫妻间的温情，更充满了战斗的革命情怀。
从1941年9月开始，到1944年7月29日最后一封信，彭雪枫共给林颖写了87封信。这些信中，除了倾诉思念感情外，彭雪枫与她谈得最多的，就是读书，87封信中谈到读书的竟然多达48封。林颖在他的影响带动下，把读书作为乐趣，通信中有许多读书体会的交流。
林颖曾说：“我深深感到雪枫同志不仅是我的爱人，更是我的良师益友。在短短的3年中，他先后给我写了80多封信。他教育我怎样做一个革命者，怎样做一个纯正的共产党员，怎样做一个既忠诚于党的事业，又具有政治理论水平和丰富知识的干部，怎样做一个人民群众的知心人。”
1942年3月3日的这封家信，鲜明地印证了他们之间的夫妻深情和革命深情。
（赵连军）
吉鸿昌：
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
红霞吾妻鉴：
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您也不必过伤悲，因还有儿女得您照应。家中余产不可分给别人，留作教养子女等用。我笔嘱矣，小儿还是在天津托喻先生照料上学，以成有用之才也。家中继母已托二、三、四弟照应、教【孝】敬，你不必回家可也。
▶▶▶家书背后
这封信写于1934年11月24日，那个寒冷的冬日，在北平陆军监狱。墨迹未干，英雄便慷慨赴死。
吉鸿昌，1895年出生在河南扶沟的一个贫苦家庭，1913年加入冯玉祥部队，因屡立战功，从士兵升至军长。1931年，他因对“围剿”红军态度消极，被蒋介石强令“出国考察”。这次被迫的远行，反而成了他思想转变的催化剂。
1932年秋，吉鸿昌秘密回国，旋即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日寇进犯察哈尔，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吉鸿昌变卖家产，购置军火，联合冯玉祥、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他亲率部队北上抗击日寇，将日伪军全部逐出察哈尔省境，震动全国。
然而，这支英勇的抗日武装，不仅遭到日伪军的疯狂反扑，更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武力镇压和经济封锁，最终失败。同盟军失败后，吉鸿昌继续秘密从事抗日活动，筹备组建新的抗日武装。他的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忌恨。1934年11月9日，他在天津法租界被捕。在狱中，面对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发出了坚定的誓言：“我是共产党员，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转到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头来。我能够加入革命的队伍，能够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能够为我们党的主义、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这正是我毕生的最大光荣。”“我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临刑前，他从容不迫，以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浩然正气的诗句：“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随后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时年39岁。
（熊建）
蔡炳炎：
我军连日胜利，敌方大有恼羞成怒之势
志学内子妆鉴：
新秋入序，暑气渐消，尤以夜间气爽，想皖地谅亦同此景象耳。沪战闻我军连日胜利，敌方大有恼羞成怒之势。昨日报载，又由日运来援军五万余口，果尔，则二次大战即将爆发。同时又据报载，上海汇山码头为我军占领，敌人虽有大部援军，无法登陆，虽多众无以为。我等刻仍在此间休息，如沪寇日内再不解决，或即参加战斗也。前函家用账目由你管理，望即实行，无得疏忽，此为最要紧之事。保、亚、浙等儿辈均好吗？甚念。
特此，敬颂
时祺！
洁宜于常州洪庙
八月十一日上午七时
▶▶▶家书背后
这封信写于1937年8月11日清晨的常州洪庙。35岁的蔡炳炎（1902年—1937年，字洁宜）在奔赴淞沪战场前夕，给妻子写下这封家书。
蔡炳炎，1902年生于安徽合肥。从东征陈炯明到北伐战争，他身经百战，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他任第18军67师201旅少将旅长。
写下这封信的十多天后，蔡炳炎在罗店战斗中亲临前线指挥，不幸中弹殉国，年仅35岁。蔡炳炎在牺牲前曾对部下说：“吾辈只有两条路，敌生，我死！我生，敌死！”
这封家书的珍贵，在于它展现了一个中国军人在国家危难时的多重面貌：既是洞察战局的指挥官，又是牵挂家庭的丈夫和父亲；既有“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又有“却话巴山夜雨时”的柔情。这种完整性，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抗日英雄。  
（王美华）
徐悲鸿：
今昆明之展已超二十万，尽用以劳军
汝进弟鉴：
思琴昨面交弟书，具知一切。一省之小，且在战时，原不当责其维持美术，仅人事之欠和睦而已，要此亦他年关系之端，吾人因须决定趋向。吾既归，必赴渝。机不失，应有办法，然亦有俟大局之好转也。
弟年来处境我所深知。必须减少职务，增加创作。昨在沈逸千君展中，见弟箪食馈游击队员一帧，若加意以油绘之，可成佳幅。或弟存此类佳稿尚多，必当写之出也。吾携物过重，倘不立功，势难请人代运。今昆明之展已超二十万，尽用以劳军。声势甚盛，倘非时局严重，不难达五十万，想国内前此所无者也！
会结束后，拟寄物贵阳外二十里乡间友人（我亦将参加）合作农场内，然后分存桂渝两处，暑假期中我必返桂林与弟等把晤也，幸告予倩、盛成诸公。袁昌先生赴桂想已晤面，在此晤谈多日，当能祥告弟等吾之一切状况。祝弟近好。
悲鸿  
五月十日 昆明  
▶▶▶家书背后
这封信写于1942年5月10日的云南昆明。时年47岁的徐悲鸿（1895年—1953年）在劳军画展结束后，给远在广西桂林的学生张安治写下这封回信。墨迹间既有师长对后辈的谆谆教诲，更有一位艺术大家在民族危难时的担当与远见。
在信中，徐悲鸿首先关切学生的处境。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他理解美术事业面临的困难，但更看重的是“他年关系之端，吾人因须决定趋向”。这句话意味深长，既是对学生的开导，也是对艺术在战时价值的肯定——即便在最艰难的时刻，艺术的薪火也必须传承。
这封信最动人的地方，是徐悲鸿对自己近况的叙述。在描述运输画作的困难后，他笔锋一转，带着几分自豪写道：“今昆明之展已超二十万，尽用以劳军。声势甚盛，倘非时局严重，不难达五十万，想国内前此所无者也！”这番自豪的叙述背后，是一个艺术家在国难当头时的赤子之心。20万元，在当时的物价条件下是一笔巨款，而徐悲鸿将全部所得用于劳军，这种义举确实“国内前此所无”。
自“七七事变”后，这位早已成名的艺术大师怀抱救国热忱，拿起画笔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至1942年，他多次举办画展，将卖画所得全部捐献给祖国。
与同时代那些投笔从戎的青年不同，徐悲鸿选择用画笔抗战；与那些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不同，他在另一个战场上为民族存亡而战。他的武器是颜料和画笔，他的战场是展览厅和画室，但贡献同样不可磨灭。
（熊建）
孙晓梅：
国不保，家何能存？
姨母大人:
“人非木石，孰能无情？”“羊跪食乳，尚识天性之恩”，何况人乎!
来信读后，心肺实存难言之痛！然时代迫使如此，曾望深谅是幸！
国不保，家何能存？在此民族生死关头，望母亲能以国家为主、民族至上，莫以区区儿女情，而埋没子孙的前途。梅等虽非岳飞以及其他人可比拟，且亦无岳飞之时机、境遇，然古人之精神，堪为梅等学习，想姨母及母亲亦必同情也。“谁无父母，提幼奉负？谁无夫妇，如宾如友？谁无兄弟，如足如手？生也何恩，死也何咎？”正因为人类不应残杀，然人已残杀我，而我能不自卫乎？想三四年来，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尸骨分飞？多少人战死沙场？想人生不免一死，不过死得其时而得所值乎？！望姨母劝慰母亲，一切从远着想，莫听无稽之谈，而效井底之蛙语，一手不能掩尽天下人耳目，公理最后终能得胜利。
所有亲戚友好，望能代梅问候致安！如有机缘，当返里亲候慈颜。阅报章，宁波吃紧，不知影响家乡否？现在草纸价值若干，海口被封，销路当大受影响，全村人民，当受冻饿之忧矣！
专此敬请金安!
并颂阖府康泰!
甥 陈云
五一灯下
▶▶▶家书背后
1941年，苏南春夜，灯下一名女子正在给姨母写家书。这是她与亲人的对话，也是一位时年27岁的女战士在烽火岁月中的人生抉择。写信人叫孙晓梅（曾化名陈云），浙江富阳人。
1930年，16岁的孙晓梅到本县陆家村驯雉小学教书，并参加中共富阳县委领导的“五一”农民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孙晓梅的堂弟孙成修从延安抗大毕业后分配到新四军总部，希望她动员家乡青年参加新四军，而这与孙晓梅的愿望不谋而合。她化装成难民，带领家乡青年突破重重关卡，步行到安徽参加了新四军。此后，她以更高的热情，深入群众，积极宣传抗日。1940年前往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民运工作；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7月，孙晓梅被任命为中共武进县委妇女部长。
1941年10月，中共长江工委成立，开辟长江南北两岸的联系通道。孙晓梅被任命为政治交通员，负责水上秘密交通线的工作。她时而扮作农村妇女，时而装成经商小贩，穿越封锁线，出入敌占区，侦察敌情，传递文件，护送来往的干部。
1943年，完成护送任务的孙晓梅在返程途中，被日军逮捕。面对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她宁死不屈，壮烈殉国，生命定格在了29岁。
（尹婕）
统筹：李舫  
策划：熊建  
责任编辑：赵晓霞  王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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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年12月26日 第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