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王祎：为何中文被86个国家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中新社北京11月12日电 题：为何中文被86个国家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专访温州大学华侨学院副院长王祎

　　中新社记者 门睿



　　截至2025年9月，已有86个国家把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为何越来越多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这传递出什么信号？海外中文教育如何应对？温州大学华侨学院副院长王祎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这些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具体实施路径有哪些？

　　王祎：中文被众多国家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代表性模式和路径可归纳为以下三种。

　　从国家规划层面纳入整体教育体系的系统嵌入型。如俄罗斯不仅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还自2019年起正式将中文纳入国家统一考试的外语选考科目。南非在2015年将中文纳入国民基础教育体系，在2018年将中文作为第二附加语纳入当地高等教育入学考试体系。

　　依托于紧密双边经贸关系和合作项目的双边合作驱动型。如泰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通过“中文+职业技能”模式将中文纳入当地职业技术院校培养计划，为合作项目储备本土化人才。中阿合作的“百校项目”将中文课程纳入阿联酋公立中小学教学规划大纲。一些非洲国家如埃及、突尼斯等也在小学到大学的各阶段开设中文课程。

　　由社会需求自下而上驱动型，在经济高度开放、市场嗅觉敏锐的国家尤为明显。如爱尔兰将中文列为“战略外语”之一，主要缘于企业界对中文人才需求的强烈反馈。



2025年8月24日，第二十四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平潭举行。图为参赛选手为参加最后总决赛的选手加油。中新社记者 王东明 摄
　　中新社记者：这一现象展现什么特点？

　　王祎：纵观全球，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现象有三个鲜明特点。

　　地域分布多元化。中文教育已超越东亚、东南亚文化圈，呈现向中东欧、中东、拉美及非洲国家扩散态势。其轨迹与中国对外投资、贸易往来的地理路径高度重合，呈现出显著的经济地理特征。

　　教育阶段下沉化。早期海外中文教育多集中在大学阶段，如今快速向基础教育阶段下沉。这意味着学习者开始接触中文的年龄更小，学习周期更长，效果也更稳固。

　　标准体系国际化。目前，中文水平考试(HSK)已在全球160多个国家设有1400多个考点，中文教育的评价标准在全球范围内趋于一致，便利了人才流动与认证。



当地时间2025年3月29日，比利时欧华汉语语言学校在布鲁塞尔举办一年一度的“中国日”活动，吸引众多比利时青少年前来参与，体验中华文化。图为一位女孩体验汉字描红。中新社记者 德永健 摄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越来越多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这传递出什么信号？

　　王祎：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是各国基于现实利益与长远战略的理性选择。首先，从贸易依存度上看，中文已成为国际贸易语言和增收工具，直接驱动各国重视中文教育。

　　其次是人力资本溢价的显现。在全球产业链中，特别是在国际物流、新能源、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熟练掌握中文的本地雇员有不同程度的薪资溢价。这意味着投资中文教育就是投资本国人力资源的竞争力。

　　再次，数字基础设施外溢效应带动中文教育普及。在基础设施建设、5G技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与中国合作紧密的国家将中文引入教育体系的意愿和速度明显更高，说明技术标准的协同拉动了语言文化的学习需求。

　　这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在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结构中，语言作为一种制度性权力和人力资本要素，其格局正在重塑。各国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本质上是主动适应这一变革，为国家发展进行战略性人力资本储备。

　　中新社记者：有些国家将中文列入中学毕业考试或大学入学考试，这意味着什么？

　　王祎：这是更具标志性意义的举措。目前，包括俄罗斯、爱尔兰、白俄罗斯、匈牙利、英国、法国、南非等国家，相继将中文列为中学毕业考试或大学入学考试的选考科目。

　　其深层含义不仅在于国家间的制度性互信，还体现各国精英筛选机制的重构与知识权力的迁移。通过考试这个指挥棒，中文在这些国家的社会认知中从一种工具性语言转变为制度性语言，其影响力从市场层面上升到国家顶层设计。

　　中新社记者：各国对中文教育的重视为海外中文教育带来怎样的机遇与挑战？

　　王祎：结构性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方面，国民教育体系的导入为海外中文教育市场带来庞大、稳定的新增学习者群体，这为教材出版、数字教育平台、师资培训等整个产业链带来空前发展机遇，也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开拓更广阔空间。同时，过去零散的、社团化的华文教育正在向标准化、规模化的教育产业转化，催生了课程设计、教学评估、教育科技等专业化细分领域，海外中文教育迎来产业升级窗口期。

　　新挑战同样严峻。首先，“文化贴现”风险仍存。部分国家存在将中文教学窄化为商务汉语的倾向，过分强调其工具性，忽略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与思想深度，可能使海外中文教育走向功利化和浅层化。其次，中国的教学标准与方法可能与海外的教育理念和文化习惯产生冲突，或导致标准适配的矛盾。如一些欧洲国家的教育体系更强调批判性思维和个性化表达，对标准化考试模式存在一定不适应。



当地时间2025年8月14日，2025东盟国家“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发展研讨会在柬埔寨首都金边柬华应用科技大学举行。中新社记者 杨强 摄
　　中新社记者：当前在海外开展中文教育还存在哪些困难？从业者应当注意什么？

　　王祎：当前困难主要集中在两大结构性障碍上。一是师资悖论。合格中文教师的全球需求缺口巨大，然而很多国家出于保护本国就业市场等多种原因，并未完全开放对中国籍教师的聘用，导致“有需求无岗位”的悖论。二是个别不友好声音的干扰。在一些国家，中文教育被个别政客或媒体标签化、政治化，以所谓“学术安全”为由进行限制，为中文教育的正常开展设置了非教育层面的障碍。

　　对此，海外中文教育从业者需坚持本土化融合，推动“中文+”模式落地，将中文与当地急需的职业技能结合。如在农业国家开发“中文+农业技术”课程，在旅游国家开发“中文+酒店管理”课程，让中文真正扎根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土壤。此外，还需构建第三方认证，积极与国际通用教育体系接轨，通过国际通行认证提升中文教育的接受度与认可度，消减误解中文教育的声音。

　　总之，我们应更多将海外中文教育诠释为提升个体竞争力、促进跨国合作的全球公共产品。促进语言学习回归沟通与发展的本质，为构建更加互联互通、相互理解的世界贡献持久力量。(完)

　　受访者简介：



王祎。受访者供图
　　王祎，温州大学华侨学院副院长、副研究员，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经济学博士，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商业史学会华商研究专委会副主任。曾主持中国博士后基金、国务院侨办、中国侨联、浙江省社科联等多项省部级课题和横向课题。在《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世界侨情报告蓝皮书》《当代国际移民政策国别研究》《八桂侨刊》等刊物发表多篇学术论文，撰写资政报告3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