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树人《树日街的怀想》

【中菲人文之驿征文比赛作品选登】成年组 二等奖

作者：黄树人


      新冠疫情三年来，与某地产公司结缘，经常需要到他们总公司谈业务，有两条路可以到达他们公司，一条是经过岷伦洛教堂从美佳对面进去，另一条是路经树日街，我通常会让司机选择树日街的这条路，有时碰到交通红灯，我干脆下车步行。漫步在马尼拉华人区的树日街， 我脚下的土地是我外公几十年前曾经每天走过的路，从我的外公这一代开始到我的孩子们，我们家的中菲两国的情缘就这样牵着不断，历经百年，连绵不断 。

      我外太公是清朝官员，民望颇高，在台南地区有一个纪念他的庙宇。我外公年轻时，他唯一的姐姐远嫁菲律宾，也把她最疼爱的五弟带来到马尼拉。到了成家的年龄，我姑婆又回国把她婆家最懂事的邻居女孩娶进门，从此，马尼拉树日街与故乡石狮那个叫山上的小村子通过“侨批业”牵连在一起了。

      新婚之后，外公再次下南洋，外婆抱养了失去母爱的外甥女当女儿，再见到心爱的丈夫已是五年之后，这才有了亲生的第一个女儿， 四年后，有了我妈妈。 10年之间，三次返乡，外公成了三个女孩的父亲，肩上的担子加重了，那个时候交通不便，回乡一次，谈何容易？虽然有姑婆的照应，外公一个打工仔对家的思念也只能寄托在不断汇回家的生活费中。

      在封建社会，没有一个儿子在家族里是抬不起头的，外婆带着三个女儿生活，无奈之下，抱养了一个男孩，外婆既当爹，又当妈。

      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的铁蹄蹂躏东南亚，菲律宾也同样在劫难逃。交通断了，侨批也断了，在闽南家乡的妇孺度日如年，生活来源瞬间失去了，外婆迈着一对小脚卖起了“故衣，打粗工，入不敷出，一度打算把那时才9 岁的亲生女儿（我妈妈）卖到大户人家当女婢，却因为年纪太小的缘故买主看不上而作罢。

     1945 年二战以日本的投降结束了，侨批业恢复了，外公也终于回到了故乡，与一家妻小团聚。我妈妈在 13岁的时候才第一次见到父亲，那时在男尊女卑的社会，妈妈央求外公一天可以吃两餐，以换来进学校读书的机会，看着乖巧又懂事的小女儿的请求，外公同意了， 从此，家乡与菲律宾来往的书信大都由我母亲经手了。

     1949 年解放后，不识字的外婆成了村里的积极分子，调解员。

      我妈在 16 岁的时候就参加了土改运动，成了晋江县人民代表，后来进入了晋江侨联工作，参加过被排华回国的印尼归侨的接侨工作。 1960  年，经过大跃进之后的大陆遭遇了三年大自然灾害，我妈写信给外公，能不能把外婆接到香港生活，家乡的人情世事将由她承担，不必再寄钱回国。

      勤快的外婆在香港哪里能歇着，不识字的她只能进制衣厂剪线头， 每次到菲律宾与外公会面，外婆的行李中必定有菲律宾表亲小孩的旧 衣服，然后辗转寄到家乡石狮。那时候，一个从香港寄回国的包裹要 付人民币三角二，穿着菲律宾香港寄来的旧衣服，我成了邻里小孩中最洋气的娃。后来外公外婆要在家乡建房子，凭着外汇券还可以买到木材等东西。

     1973 年，阔别家乡 28载的外公与离开石狮 13 年的外婆终于回国了，他们带回 13 大件行李，有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等等，还有很多香港华丰国货的日常吃住的用品，我最心仪的是装着“FITA”饼干的饼干盒。

     以前每每“番客”返乡，会有亲戚来“脱草鞋”的习俗，这时“番客”会准备一些针线，香皂之类的东西作为回礼，同时也会送给邻里乡亲。每一次风风光光的回国前，工薪阶级的外公，总会预支薪水直到返回菲律宾后才慢慢还。

     再次见到外公已是 1980 年，外公落叶归根，住进了新建的房子。我们家的菲律宾缘算是告了一个段落，1982 年，我考上了大学，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去给外公外婆报喜，外公兴奋的给我说了一大串带有菲律宾口音的英文。没想到的是，十年之后，1992 年，我竟然踏上了菲律宾的旅途，当年我结婚的时候，外子的西装就是在树日街的西装店定做的。

     血缘这个东西真的不可思议，外公精于厨艺，我妈妈也遗传到这一点，我结婚的时候，她来菲律宾参加我的婚礼，有一次跟我到菜市场，看到了鲫鱼（Tilapia），买回家后，给我们煮了一道葱炖鲫鱼，说是外公传给她的，特别美味。我的孩子们把这道菜叫着“Mama Fish，经常会要求我煮给她们吃。

     2011 年，我在姑婆的小儿子家生活了三个月，这道“葱炖鲫鱼”竟然唤起了 70 多岁的表舅的满满的童年回忆，当年外公在树日街的点点滴滴使我与素不相识的表亲们一见如故，因为我是“五舅的孙女。

     离开家乡 15 年之后，我第一次回国，返菲时，我妈把一包东西交在我手中，让我带回菲律宾。我才从日据时期的台湾护照上知道，我外公出生在高雄，年老返乡时，他拿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有不少人建议我要把在菲律宾出生的两个孩子带回国内读书，接受中国文化的教育，才不会西化。可我认为，孩子们在这里出生，应该融入当地的文化，从学校回家后，就是父母教育的责任。说闽南话， 吃中餐是我们家的规矩，孩子们渐渐的长大了，她们去孤儿院，去参加各种慈善活动，参加足球队，回国参加学汉语夏令营，把中国文化与菲律宾文化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2016 与 2017 年，我的两个孩子均获得菲华杰出学生，2017年，我家老二获得奖学金代表菲律宾在中国常熟世界联合学院读高中。

     2018 年年底，我家老二把她在申请美国大学时的一篇作文传给我看，我把它翻译成为中文，节选如下：

      “你从哪里来？”四个字，十五个字母。一个简短而简单的问题， 你会希望得到简单的回答。每当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时，我立刻脱口而出：菲律宾。嗯，确实如此，我来自菲律宾，这就是我此生大部分时间生活的地方，更精确的说是十六年。 Tagalog 和Bisaya 是我大脑里用来处理信息的默认语言。我用 Mano po 迎接长辈，我喜欢看菲律宾台正午的综艺节目。这些描述，让我看起来和其他菲律宾人无异。但在我脑海深处，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无论是我自己还是别人，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得学会如何应对。你看，回到家里，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菲律宾人，我是数百万菲律宾人中的局外人。我妈妈是中国人，二十多年前，她来到菲律宾，与我父亲结婚并生下我和姐姐。

      我不可能否认我的中国血统，我和家人在家里讲福建话，我最喜欢的菜是经典的中式煎鱼。我上一所华文学校学习汉语，只是意味着我有点与众不同。菲律宾华人社区规模很大，我的朋友是华人，菲律宾人和菲华混血，我们之间没有经历过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

     然而，将我与一个纯菲律宾血统的人比较，你会发现我们在镜子中的反射是无法完全相似;同样的道理，如果你把我和一个纯中国血统的人放在一起，也是如此。当我离开菲律宾后，在中国读最后两年高中时，我意识到了这一点。作为一个菲律宾人，在中国，在国籍与种族方面，在一个拥有100多个国籍的外国学生和 200 多名中国学生的国际学校中，我看到的现实世界，感觉就不一样了。在中国学生中，我不被认为是中国人， 因为我是菲律宾人。而在菲律宾人中，我是中国人。每当我开始讲普通话时，我所有的外籍同学们都认为我拥有某种特殊的技能。但是， 在大陆，我的身份受到了挑战，感觉好像我的存在被否决了。

      这种情况困扰了我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如何解决它直到在中国的 开放街道上度过了一个下午后，我在大街上与不相识的人真诚的拥抱。

      我可以说六种语言和方言，所有这些都是我身份的一部分。它们让我成为了我。我对文化的欣赏和融入的能力是如此的自然，以致于我内心不再纠结。在纷扰的世界里，我对文化的统一与和谐有了了解。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证明一个人可以将一百万种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一切都会变得更好，因为我们是地球村的子民。

     上述是我家老二的感想。四年过去，当我漫步在树日街头，回忆祖辈，思绪飘到故乡，飘到远在美国求学的女儿们身上，此时，我的脑海里回向着《把根留住》这首歌 。

好文  读起来都是满满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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