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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吉平:边疆考古为何要站在中华文明的高度思考?

时间:2022-6-24 11:11 0 377 | 复制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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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吉平:边疆考古为何要站在中华文明的高度思考?

中新社呼和浩特6月23日电 题:
边疆考古为何要站在中华文明的高度思考?

——专访内蒙古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吉平

中新社记者 李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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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地区的文物遗址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物例证,它记录了各民族的社会制度和生产生活轨迹,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替代性。

那么,考古发掘和阐释边疆地区丰富的历史遗产,对于讲好中国故事,特别是讲好边疆各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故事有哪些意义?

推而广之,边疆考古为何要站在中华文明的高度思考?中新社“东西问”近日独家专访了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内蒙古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吉平。

在吉平看来,站在中华文明的高度思考边疆考古,能增进民族团结,维护边疆稳定和文化自信,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谈到边疆考古与中华文明的关系,如何理解考古学意义上的中华文明?

吉平:
在汉语中,“文明”一词最早出现在《周易》:“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美国民族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把人类社会发展分为了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这一思想被史学家所接受并发展。

按照公开材料显示,根据考古学的定义,蒙昧时代也就是旧石器时代,野蛮时代也就是新石器时代,而脱离了石器时代的就是文明时代。

在考古学上如何界定一个古人类遗址是否进入了文明阶段呢?

相关资料显示,1958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个叫克拉克洪的学者提出了三个考古标准:城市、青铜器、文字,这一个标准很快被世界学术界所公认。这三个标志中,城市最重要,人类出现了城市,就代表国家已经开始产生。

从考古上来看,中国在4000多年前开始出现了史前城市遗址,这至少说明,在该时期,中国的国家已经开始萌芽了。有资料表明,中华文明诞生的时间和印度文明、克里特文明的时间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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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民遗址出土的文物。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在考古层面,您能不能结合哈民考古遗址与中华文明的意义来谈谈?

吉平:
哈民遗址可以说是开启了五千年文明尘封记忆。位于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舍伯吐镇境内的该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大型史前聚落遗址,距今约5500年至5000年,已探明遗址面积17万平方米。

哈民考古遗址之于边疆考古最大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国考古工作中首次在北纬43度以北地区发现的史前聚落,这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其规模之大、保存之完好、遗迹现象之震撼、出土文物之丰富,在整个东北地区乃至全国都是极为罕见的。

除此外,遗址内发现的十几座保存较为完整的房屋木质构架,再现了新石器时代半地穴式房屋的构筑框架情况,这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史前聚落遗址中尚属首次发现。

哈民遗址的发掘不仅发现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哈民文化”,使科尔沁的地域历史实证足足地提前了一千年,而且改变了史前的科尔沁地区一向被视为边塞蛮荒之地的看法,充分证明了科尔沁地区是中华古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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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民遗址。内蒙古科左中旗哈民史前聚落遗址服务中心供图

中新社记者:对于边疆考古,如何做好中华文明与文物保护的推动工作?

吉平:
为了加强对哈民考古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内蒙古文物保护部门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建设了集遗址保护、文物展示、考古体验、文化旅游、生态保护“五位一体”的哈民考古遗址公园。

此举更大的意义在于,可让外界获知一段绚烂华美的文明记忆,民族文化在这里搭建了与世界交流对话的平台。

具体到国家层面,我认为近期边疆地区应配合“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和“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制定实施边疆地区重要考古规划和实施办法,围绕史前文明、中国文化基因以及边疆与周边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考古发掘和阐释工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打好基础,共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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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民遗址公园。内蒙古科左中旗哈民史前聚落遗址服务中心供图

中新社记者:在边疆考古上如何做好发掘和阐释,以体现中华文明的重要性?

吉平:
中国地域广大,边疆地区占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主要是高原、山地、草场和戈壁沙漠。各地区的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是不平衡的,尤其边疆地区,这一发展过程、原因等有待深入挖掘和认识,以便全面了解我们民族、国家和文明是如何走到今天。

因此,我建议在“十四五”期间,划地区、分阶段、有目的展开边疆考古发掘和阐释,对边疆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形成更深刻的认识,增强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事实上,做好边疆地区考古发掘与阐释,对深刻认识各民族互鉴互学的历史,强化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标识,推动民族团结,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深刻意义。

中新社记者:对于边疆考古要站在中华文明的高度思考的话题,您能否举例说明?

吉平:
例如,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新疆考古队经过考古发掘,以实物证据确认北庭故城外城为唐代构建,展现了唐代北庭都护府的历史地位。

内蒙古发掘的元上都遗址,为自治区内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化融合的产物,再现了元朝繁荣的社会形态、融合的民族关系,以及开放包容的繁荣文化,其城址设计和规划体现了对汉文化的吸收与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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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元上都遗址内参观。中新社记者 刘文华 摄

中新社记者:边疆考古应如何做好传播工作?

吉平:
从国家层面,当前我们应该加强考古成果转化与传播,建立遗址博物馆或遗址公园,活化文物遗址,满足民众对历史知识的渴望。与考古领队签订责任书,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考古报告,及早呈现出土文物和研究成果,教育和引领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少年,认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作出的巨大贡献,增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自豪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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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简介:吉平,蒙古族,1962年出生于呼和浩特,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现为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从1996年至今先后发掘了颇具影响力的“岔河口新石器时代”遗址;其所主持的“南宝力皋吐墓地”和“哈民史前聚落遗址”双双获得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六大发现”;2011年“哈民史前聚落遗址”又荣获该年度国家文物局主办的“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2012年,承担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子项目(2013BAK08B05)--“东北地区史前聚落及生业形态进程研究”。2013年起,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哈民—科尔沁沙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与综合研究》(12﹠ZD191)的子项目,其间发表各类报告、论文二十余篇。曾出版《哈民玉器研究》一书,2015年受聘“米兰世博会中国馆主影厅历史文化”顾问,2016年起任内蒙古文物保护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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