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重新开始生活，他还是会选择这条路”（环球热点）

周幼马在北京家中接受本报采访。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马海德（中）、妻子周苏菲（右）与儿子周幼马在延安留影。

受访者供图

在艰苦的抗战岁月中，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来自多个国家，有战士、医生、记者、作曲家。为了实现和平的共同理想，他们纷纷来到中国，把毕生智慧和心血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

美国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中文名“马海德”）就是其中之一。在华工作的50多年里，他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加入中国共产党，获得中国国籍，见证并参与了中国从战火纷飞走向繁荣昌盛的历程。近日，马海德的儿子周幼马在北京接受采访，讲述父亲的中国情缘。

军民拥有团结一心、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

马海德认识到，只有这些人能够改变中国，便决定留在陕北，为中国革命事业作一些贡献

北京什刹海的一条胡同里，我们在一间四合院见到了精神矍铄的周幼马。今年82岁的他，谈起父亲的故事时，翻开一本名为《马海德》的画册，向我们介绍不同时期镜头下的父亲形象。其中一张在延安拍摄的照片里，马海德和妻子周苏菲两人并肩而立，怀中抱着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我。”周幼马指着照片说，“一晃都80多年了。”

时间回到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马海德放弃在美国的就业机会，与两名同学来到上海考察热带病，并合开了一家诊所。尽管收入不算丰厚，他们依然尽力救助病患。

在此期间，马海德结识了美国进步作家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和来自新西兰的路易·艾黎，逐步接触了进步思想。在上海，他不仅看到了霓虹灯下的繁华，更感受到中国百姓的贫苦生活。“父亲曾在参观电镀厂、缫丝厂时发现，因为缺乏防护措施，一些童工手臂严重受伤，连白骨都暴露出来了，这让他内心深受触动。”周幼马说。

一年多后，当两位同学离开，马海德选择留了下来，希望救助更多患者。一次聚会上，他邂逅了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在此后交往中，他与宋庆龄逐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坚定的支持者。“父亲经常按照宋庆龄的嘱托，购买一些药品和医疗器材，支援中国共产党。他的诊所还成为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联络、开会的地方。”周幼马说。

1936年，在宋庆龄推荐下，马海德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一同前往陕北。在保安，马海德为中国共产党人和当地民众治病；为了更好接近边区人民，他在治病之余，努力学习中文。当地人给他起了一个中国名字：马海德。“父亲很高兴，他觉得马代表勤勤恳恳、吃苦耐劳，具有很好的寓意。”周幼马说。

经过数月考察，斯诺完成采访准备离开，马海德选择留下并加入红军，被任命为中革军委的卫生顾问。周幼马解释：“父亲发现，红军中缺乏正规的医生，缴获的西药没人能看懂药名、用法。此外，虽然条件艰苦，但军民拥有团结一心、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他认识到，只有这些人能够改变中国，便决定留在陕北，为中国革命事业作一些贡献。”

有用之人意味着为人民服务，一生做个优秀的共产党人

马海德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置身于伟大的解放事业之中，感到了极大的愉快和幸福

在跟随红军行军的日子里，马海德切实感受到红军指战员面对的艰苦条件和不屈意志。

周幼马回忆，父亲经常讲起一次“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行军经历：那是他参与迎接红军长征会师时，由于途经黄泛区，河沟众多，当地有“五十里路脚不干”之说。为避敌机，只得晚上行军。时值深秋，路上已是冰天雪地。马海德和战士们过河时，需要把鞋脱掉。“刚下河，脚踩到一层碎冰；中间是冷水；再往下又是一层冰，冻得瓷实。战士们形容为‘两层冰、一层水，中间有个肉大腿’。父亲形容那种冷，让人头脑顶上都发麻，只想喊、只想叫。”周幼马回忆。每次过完河，大家都把衣服打开，相互把脚裹在怀里，等脚暖后，腿上全是血道子。这样的过程一晚上重复了很多次。

期间有很多场景让马海德深受触动。周幼马说：“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的第二天早上，当看到宿营的战士们身上都是雪霜，父亲心疼地问：‘这么苦，你们怎么受得了？’一名战士回答：‘比起长征中的苦，这算是好多了。’”

在山城堡战役中，当迫击炮弹在马海德身旁爆炸，第一次经历这么大战役的他十分害怕。“父亲说，那时候不知道去哪里藏、往哪儿躲。但是当听到从阵地下来的战士大喊‘医生医生’，我父亲清醒了，赶紧组织救护伤员。”周幼马说。

经过和红军指战员朝夕相处，马海德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逐渐深入。周幼马说：“在接触中，父亲感受这些走过长征的人，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能生存下来，怀着帮助穷人翻身得解放、过上好日子的理想而奋斗。这种吃苦耐劳、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对他的教育和影响特别大。”

进到延安后，马海德作出了一个决定：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2月，他终于如愿以偿。“正如父亲在日记中所说，‘从此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之中，我感到了极大的愉快和幸福。’”周幼马说。

在延安，马海德积极治病救人，并为改进当地医疗事业提供建议。“当时延安缺乏医生，父亲什么病都得看，外科、内科都得干。”周幼马说，到了晚上，他还会前往新华社驻地，通过收音机收听国外广播节目，并翻译为中文，为党的决策提供参考。

1943年，周幼马在延安出生，他的名字是老乡叫开的。据周幼马回忆，老乡们称父亲为“老马”“马大夫”，“老马”的儿子因此被喊为“幼马”。

周幼马5岁生日时，马海德给儿子写下自己的期望：“希望你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所谓有用之人意味着为人民服务，热爱人类，痛恨压迫与剥削，热爱真理与自由，换言之，一生做个优秀的共产党人。”

没有党的领导，办不成这样的事

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致力于麻风病的防治，取得了显著成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海德加入了中国国籍，在卫生部任顾问。在皮肤性病研究所成立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上。

麻风病是一种危害极大的传染病，随着病情进展、神经麻痹，患者会遭受手脚畸形、溃疡，甚至导致肢体功能完全丧失，这使得人们对这种疾病十分恐慌。

马海德和同事多次前往病患较多的边远地区，为病患诊治，并希望找到根治麻风病的方法。周幼马回忆，每次考察完回到家，父亲变得又黑又瘦，处理完身上的虱子、跳蚤后，到医院看自己的胃病。

经过考察，马海德和同事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将传统的住院隔离治疗转变为社会防治模式。他还多次前往国外，成功引进了国际上先进的麻风病治疗方法——强杀菌联合药疗，并推动多国支援中国有麻风病防治任务的省份，防治麻风病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父亲说，当时提出关怀麻风病患者，给他们盖房子，给他们吃，给他们治疗，需要各个政府部门的帮助，没有党的领导，办不成这样的事。”周幼马说。

1988年10月，马海德在北京病逝。周幼马回忆：“在晚年时，回忆起50多年来在中国的生活经历，父亲曾说，‘如果让我重新开始生活，我还是要选择这条道路，这是毫无疑问的。’他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他这一生没有遗憾。他走的时候，我看着他面带微笑。”

马海德病逝后，家人遵其愿望，成立了马海德基金会，继续传递对麻风病防治事业的关爱。“我希望基金会能在家族里继续传承下去。对于我来说，有了这个基金会，总觉得父亲并没有离开我，他一直都在我的身旁，给我力量。”周幼马说。（彭训文 汪昱彤 何佳宁）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6年06月27日 第 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