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来快速发展的春天

泰国清迈教联高级中学课堂现场。

受访者供图

最近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对当年东南亚华文教育的温情刻画，引发观众共鸣，也鲜活映照出其发展历程。就东南亚华文教育的发展历程，在多元文化环境中面临哪些挑战等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云南师范大学云南华文学院副院长黄启庆。
记者：影片中，狄功、谢南枝坚持开办华文培训班，在海外守住了华人的文化之根。回溯东南亚的华文教育，它走过了怎样的历程？
黄启庆：《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以“侨批”为叙事线索，讲述了下南洋的华侨华人与故乡之间跨越数十年的情感牵绊，看后令人十分感动。我国向东南亚地区移民的历史悠久，他们在海外谋生的同时，最割舍不断的是祖（籍）国深厚的历史文化。为了更好地传承、发扬璀璨的中华文化，华人社团四处奔走，筹建华校，自发地开展华文教育工作。各国华文教育所处的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环境都不尽相同，但东南亚各国华文教育几乎都经历了大同小异的曲折发展历程，在不同的时代面临着不同的挑战。
以泰国为例。20世纪30年代，泰国的华文教育十分活跃。但后来受种种因素影响，华文教育一度受挫，部分华文学校被迫关闭，留存下来的学校也被限制授课时间。直到20世纪90年代，泰国政府逐步放宽对华文教育的限制，华文教育才得以恢复发展，并日渐兴盛。现在看来，东南亚华文教育受挫的那段时间，影响是比较大的，甚至是深远的，华文教育人才一度出现空档现象。不同国家的华文教育发展情况不尽相同，但泰国的华文教育可以说是东南亚华文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
记者：纵观东南亚华校的历史，有哪些形式？教学内容又经历了哪些变化？
黄启庆：海外华校一般由华人社团筹资兴建，以传承祖（籍）国的语言文化为主要教育目标，多是非营利性质的私立学校。从教学内容看，海外华校起初主要教授家乡的方言文化，后来汉语通用语内容逐渐增加。今天的华校主要有只教授中文类课程的单语学校，教授中文类课程和所在国语言类课程的双语学校，以及教授中文类课程、所在国语言类课程和英语类课程的三语学校。目前来看，三语学校有越来越多的趋势。从教学规模、体系看，师生数量多、教学内容体系化、有相对完整学制的一般都称之为华校。而那些师生规模小，教学内容和教学时间相对灵活的，人们常称之为华文“补习班”或“培训班”。受经济因素的影响，近年，灵活的华文“补习班”或者“培训班”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反而多了起来。在名称上，部分华校也常被称作语言学校。
记者：近年来，东南亚的华文教育呈现出怎样的发展趋势？
黄启庆：近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得以持续提升，与东南亚各国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中文的经济价值属性突显。在此背景下，东南亚华文教育发展更为迅速。
由华人社团捐资兴办的部分传统华校仍在坚守学校的公益性质，难以持续的部分华校做出了关闭或转型两种选择。部分转型成功的华校走上了市场化和国际化良性发展道路。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华校里的非华裔学生逐渐增多，甚至超出了华裔学生的数量，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华校的辐射和带动效应。
如果从国际中文教育这个角度来看，如今，东南亚中文教育可谓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春天。泰国中文教育体系更加健全，中文学习人数日渐增多；越南河内大学孔子学院2025年一季度中文水平考试（HSK）报考人数近1万人次；老挝国立大学中文系每年招100名学生，却有千人报名，其孔院HSK考位更是一位难求，这些都是有力的例证。
从学习动机来看，当前东南亚中文学习者工具性学习动机依然较强，即职业导向的中文学习者数量依然占多数。可喜的是，随着中华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的持续提升，近年融入性动机中文学习者数量也逐渐多了起来。老挝某华校负责人表示，受当前复杂国际形势的影响，其校越来越多的学生及家长逐渐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的价值观念，学校的中文学习者数量增多。
支持服务国际社会开展好中文教育是中国作为母语国的责任。我所在的云南师范大学先行先试，2001年率先派出全国第一位国际汉语教师志愿者于琳，赴泰国易三仓商学院从事汉语教学工作，拉开了云南师范大学“走出去”分享中华文化的序幕。
近年，学校组织召开了多届南亚东南亚国际中文教育研讨会，牵头成立了南亚东南亚国际中文教育联盟，搭建了国际中文教育人才培养智慧实训平台，建立了4所云华职业学院，通过“1+3”“3+1”“2+2”等中外合作或联合培养模式，开展了一系列“中文+专业”方向的人才培养工作，在已有汉语国际教育、华文教育专业基础上，拓展了“中文+经济学”“中文+国际经济与贸易”“中文+学前教育”等专业。未来将进一步开展“中文+小学教育”等方面的人才培养工作。
记者：您刚才提到东南亚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从这个视角来说，它未来将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会面临哪些挑战？
黄启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中华文化传播力、影响力将会进一步提升，包括华侨华人子女在内的世界各地中文学习者数量还将进一步增多，对中文教育的时效性要求将会进一步提高。但国际中文教育界面临的老问题依然存在，如一些学校的教材更新和本土化进程较慢，一些学校的教学理念难以满足新的需求等。还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如数字化人才培养意识不足等。
未来，我们应做好国际中文教育基础学科研究工作，持续培养、输送优秀的国际中文种子教师，编写优质的国际中文教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本报记者 赵晓霞）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6年05月27日 第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