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金勇：《三国演义》为何会在泰国传播与传承？

　　中新社北京3月19日电 题：《三国演义》为何会在泰国传播与传承？

　　作者 金勇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长聘副教授



　　故宫博物院与泰国文化部艺术局联合策划的“金邻共曜——庆祝中泰建交50周年文物特展”于2025年11月18日至2026年2月24日在故宫博物院文华殿开展。展览共汇集展出来自中泰两国的珍贵文物240余件/套，为观众呈现中泰两国文明交流互鉴的璀璨成果。

　　众多展品中有一件青花瓷提梁壶，原收藏于泰国国家博物馆，上面绘有三国故事中的“空城计”情节。源自中国的《三国演义》，为何会在泰国传播与传承？



泰国国家博物馆藏，青花人物故事图提梁壶。中新社记者 张蔚然 摄
　　洪版《三国》被视为泰国本土文学代表作

　　其实，泰国史籍中也记载了一出“空城计”。1775年泰缅战争时，缅甸将领阿赛温吉率军攻打泰国的彭世洛城，时任守将却克里将军和他的弟弟素拉西就曾经以“空城计”计赚缅军。当时城中力量空虚，却克里便命城中乐队每日照常鼓乐齐鸣，缅军以为城中已准备长期守战，在他们麻痹松懈之际，却克里兄弟趁机突围出去。据说他们正是借鉴了诸葛亮的“空城计”。事实是否如此，不得而知，但这位却克里将军便是后来建立曼谷王朝(泰语中称拉达那哥欣王朝)的立朝国王拉玛一世。

　　1802年，正是这位拉玛一世谕令当时的财政大臣、大诗人昭帕耶帕康(洪)组织人翻译了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由此，第一部《三国演义》的泰译本(简称洪版《三国》)诞生。

　　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翻译任务。当时泰国文学在经历泰缅战争后遭重创，大量珍贵典籍佚失。为使古典文学重现辉煌，拉玛一世采取了一系列复兴国家文学的举措，翻译《三国演义》便位列其一。泰国也成为世界上唯一动用官方力量去组织翻译《三国演义》的国家，可谓独一无二。

　　不仅于此，洪版《三国》作为一部译作，更是被泰国视为本土文学的代表作，被拉玛六世瓦栖拉兀组织的“文学俱乐部”评选为“散文体故事类之冠”(当时泰国没有小说文类，只能以散文体故事概称之)，跻身泰国文学经典之列，在泰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洪版《三国》的翻译对泰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打破了泰国韵文体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是泰国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散文体文学作品之一。



曼谷唐人街耀华力路关帝古庙。作者供图
　　翻译催生“三国体”语言风格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泰国古典文学总体而言是一部诗歌史，各类诗歌体裁十分丰富，但散文体被认为是一种功能性语言，只用于僧人讲经或纪年记事，不被视作文学语言。《三国演义》是鸿篇巨制，在翻译时不得不采用散文体，催生了一种称为“三国体”的独特语言风格，即以纯泰语日常词汇为主，减少梵文、巴利文借词，文白相杂，简洁明快、通俗流畅，同时又不失典雅，常常带有生动形象的比喻，还有一种特殊的异文化韵味，令人耳目一新。

　　“三国体”受到泰国读者的认可和热烈欢迎，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人们进行小说翻译和创作的范本语言。洪版《三国》及其“三国体”开创了泰国散文体文学的先河，“三国体”逐渐发展过渡为现代的散文体语言风格。

　　到20世纪初，西方的小说文类传入后，散文体文学彻底取代韵文体成为文学的主流。可以说，洪版《三国》扩大了散文体文学的影响力，降低了欣赏门槛，也促进了小说文类的生成。如果没有这种散文体叙事类作品的过渡，泰国接受西方的“小说”也不会那么顺畅。

　　洪版《三国》在泰国社会风靡开来，此后泰国又陆续出现了大量以洪版《三国》为元文本的重写版本。除了各种重译、节译、缩译本外，还出现了大量与泰国社会文化关系紧密的《三国》文本，例如根据泰国读者欣赏习惯，用三国故事创作的小说，利用三国情节针砭时弊，结合泰国现实对三国进行品评阐释，将三国智慧应用于商业和企业管理等。实际上，《三国演义》在泰国是以文本群和文化体的形式传播的。



泰国阿瑜陀耶府邦巴因行宫天明殿内的三国故事木雕。作者供图
　　如今，新的泰文《三国》版本不断推陈出新，同时经典的作品也在不断重印。

　　泰国人对诸葛亮(孔明)、关羽、赵云(子龙)、刘备、张飞、周瑜等三国人物都如数家珍，对“桃园结义”“草船借箭”“火烧赤壁”“空城计”等三国故事耳熟能详，部分洪版《三国》中的经典桥段还被选入中学教科书。有些泰国人对三国的热爱和熟稔程度恐怕连中国人都自叹弗如。

　　泰国有句俗语广为人知，叫“《三国》读三遍，此人莫结交”，意思是说《三国》里面充满了政治斗争与谋略智慧，读得太多会让人变得城府狡诈，这样的人不可与之交友。当然，这只是句戏言。泰国还有一句俗语，“不读《三国》，难谋大事”，由此可以管窥《三国演义》在泰国社会的风靡程度。

　　传播过程中华人功不可没

　　除了文学文本，泰国还到处可见泰式三国文化痕迹。关羽被泰国人奉为“忠义之神”，关公信仰遍布全国各府，仅曼谷就有至少30个关帝庙或供奉关公神像的神庙。许多银行、钱庄和商铺都供有关公神像，不少警察、军人也将关公供在家中。笔者甚至曾见到夜功府安帕瓦县的县政府与当地关帝庙共用一址，关公像就供在二楼办公室旁。

　　《三国》故事被制成石雕作为佛寺大殿的基座，绘成壁画和描金漆画装点佛殿墙壁和大门，如曼谷菩提寺的主殿大雄宝殿和波旺尼威寺这样的王家寺庙均装饰有三国题材的壁画；《三国》故事还被改编成各种泰国本土的娱乐和艺术形式。三国文化已深植于泰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成为泰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这么说毫不为过。



曼谷巴森素塔瓦寺大殿内的三国故事壁画。作者供图
　　值得一提的是，泰国历史上不是一个“汉文化圈”国家，在宗教信仰、思想观念和文学艺术等方面更多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也从未使用汉字作为其书写系统，因此《三国演义》能够在泰国取得成功殊为不易，这是一个跨文化文学传播的经典案例。在这个传播过程中广大华人功不可没，是他们首先将《三国演义》带到了泰国，又有一部分人进入泰国上层社会，将《三国演义》从“小传统”的民间带入“大传统”的宫廷。有了文化接触，才有后来《三国演义》的成功翻译。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一个小小的青花提梁壶，不仅见证了中泰两国的政治与商贸往来，也体现了两国在文学艺术上的互鉴与交流。从《三国演义》的泰译开始，中泰两国通过文学架起了一座敦睦情谊、增进了解的沟通桥梁，也藉由文学交流实现了文化上的互融与共通。(完)

　　作者简介：



金勇。作者供图
　　金勇，现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副系主任，长聘副教授。研究领域为泰国及东南亚历史文化、民间文学。出版著作《泰国民间文学》《形似神异——在泰国的古今传播》，译著《泰国的激进话语：泰国萨迪纳制的真面目》，发表论文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泰国的传播模式研究》《泰国翻译与研究》，参与6项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重大课题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