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围堵与共存之间：新美中战略格局下的菲律宾启示

作者：安娜•马仁道格——黄(Anna Malindog-Uy)

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如今已正式确认了许多人早已察觉的事实：美国与中国正处于一场长期的、结构性的竞争之中。然而，双方都意识到一项共同的迫切任务——防止这场竞争滑向灾难性的冲突。美方通过兰德公司近期发表的《稳定美中竞争关系》(2025)报告，中方则通过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十五五规划”的四中全会公报，分别作出了这一表态。一份文件出自华盛顿的国防与战略智库，另一份则源于北京最高政治权威。两者共同界定了21世纪权力平衡的边界。

它们之间的协同与摩擦，正塑造着印太安全环境的演变、台湾海峡与南海的未来，以及菲律滨作为前线国家的微妙处境——并且越来越多地沦为“围堵与反围堵”这场大博弈中的棋子。

两份文本

兰德报告由美国国防政策专家撰写，提出了稳定这场危险竞争的六项原则：相互合法性、具体议题规则、军事克制、危机沟通、核均势以及在共同挑战上的有限合作。兰德的逻辑是务实的——它假定这场竞争在短期内无法结束，但可以加以限制。报告提出了“竞争性共存”的概念：管理竞争，避免战争。

同时，中共四中全会确立了中国2026年至2030年的战略蓝图，强调高品质发展、科技自立自强、军民融合、国家安全现代化，以及“发展+安全”的治理范式，将经济韧性与国防准备结合起来。其核心重点是“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和平现代化”。

战略协同

兰德报告与中共四中全会在一个核心理念上不谋而合：美中竞争必须被管控，不能被放任到破坏全球和平与稳定。

兰德呼吁建立一种基于共存、相互合法性、危机管理体系、军事克制及有限全球合作的“稳定竞争关系”。

中共四中全会也呼应这一逻辑，强调发展与安全、现代化与和平、开放与主权之间的平衡，认为稳定与克制是维持增长与合法性的关键。

两份文件共同为一种“可管理的竞争”提供了护栏与框架——即通过结构化沟通、选择性合作、互认底线来约束对抗，以防止撕裂局势。双方都承认，竞争在短期内不会结束，但防止其吞噬两大强国、破坏世界秩序则势在必行。

争议性的共存

台湾仍是最易引爆的焦点——威慑与内政在此危险地交织。中共四中全会重申和平统一方针，但也强调若遭挑衅，将不惜动武，并将主权与党的合法性相联系。兰德的对策——“以危险与对话相结合的威慑”——旨在保持冲突不至爆发，但又足够可能以遏止鲁莽行动。双方都认同维持一定的紧张态势是威慑的必要条件，并认识到引发战争的真正风险往往不是出于意图，而是误判。真正的危险在于政治表演——领导人、立法者或军方的象征性举动，将信号转化为对抗。

南海也映照出这种不安的平衡。兰德主张克制与外交并行：明确菲美《共同防御条约》(MDT)的启动条件、中方的红线宣示、危机代码制定，以及美方监视活动的适度降频，以降低摩擦。而北京的“十五五规划”则在“发展—安全”逻辑中嵌入了海上主动性，视南海为战略缓冲区与发展前沿。因此，稳定取决于双方的默契自律——一种脆弱的和平，依赖各方精准的行动节奏，尤其是像菲律宾这样的美国盟友，一旦过度冒进，可能打破这一平衡。

国家治理的再定义

这种矛盾在菲律宾体现得最为明显——这个在美中竞争中最小却最暴露的行动者。小马可斯政府强化了与美国的安全协作，而兰德报告的建议对菲律宾尤具针对性：菲律宾必须主动塑造规则的边界，而不是被规则所束缚。

对菲律宾而言，真正的安全不在于盲目的结盟，而在于通过积极外交实现战略自主。假如无法放弃《共同防御条约》，就必须重新定义、重新审视，让马尼拉成为共同作者。明确性强化主权；战略模糊维持依附——这更有利于美国，而非菲律宾。

马尼拉应建立危机管理机制，包括菲中美三方海上热线，以符合兰德的“恢复平衡”框架。同时，应保持可控的透明度——只有在威慑需要时才公开海上事件；避免被媒体炒作所驱动的升级循环，避免将北京逼入民族主义反应，更不可被国内政客或名人利用为政治作秀。

菲律宾必须投资于防御性而非挑衅性的能力，重点放在海洋监测、蓝色经济、海岸与海洋保护及韧性建设。这种主动防卫的姿态能遏止侵略而不引发升级。在地区层面，马尼拉也应推进外交多元化，与越南、马来西亚、印尼合作制定专属经济区(EEZ)协议、渔业管理与海警协作机制，并延伸与中国的接触，从而减少对华盛顿“围堵战略”的过度依赖。

在经济上，菲律宾应推行战略对冲政策，扩大通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ACFTA)、《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东盟及中东市场的贸易与技术联系。同样关键的是沟通纪律——国内舆论应服务于威慑，而非戏剧化、情绪化的政治表演。马尼拉还应建立国家危机管理中心，作为国防、外交、情报与海警部门的常设联合指挥机构，并与华盛顿和北京保持直通联络。这样的机构能赋予菲律宾在突发事态中的即时灵活与主动权，使其从棋子转变为地区和平与安全的行动主体。

菲律宾再也承受不起在强权竞争中充当棋子的代价。它的生存依赖于战略平衡，而非依附。通过制度化前瞻而非被动反应，马尼拉能从代理人蜕变为地区和平的仲裁者——从棋子变为玩家，从危机应对者变为议程塑造者。

新的“不结盟”

对菲律宾而言，兰德与中共四中全会的协同既带来风险，也孕育机遇。风险在于陷入“华盛顿的围堵”与“北京的反围堵”的二元对立；机遇则在于夺回战略中间地带——有主动性的非结盟，参与而不从属。

这既是战略挑战，也是哲学问题：重新定义菲律宾的安全，不再以接近权力为标准，而是追求区域均衡。通过这样的路径，马尼拉能将兰德所构想的抽象“共存模式”(modus vivendi)转化为具体的东南亚治国实践——在强权博弈时代，体现小国务实主义的活生生范例。

结语

兰德的“稳定逻辑”与北京的“发展现实主义”之间的协同，揭示了一个罕见的机遇窗口：一场可被管理的竞争，让亚洲得以繁荣，而不必陷入冷战式的宿命。

但这种均衡不会仅仅由华盛顿或北京塑造，而取决于被夹在中间国家的政治成熟度与战略创造力——如菲律宾。

对菲律宾而言，这意味着一件最重要的事：不再做他人棋局中的棋子，而要开始书写属于自己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