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场上，他的武器是底片

图①：顾棣在查看底片。

图②：在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顾棣与自己1945年的照片合影。

图③：1949年冬，顾棣在北京整理开国大典的影像材料。

图④：顾棣拍摄的1945年阜平城关春节的景象。

图⑤：1944年，顾棣（前排左二）与晋察冀画报社战友合影。

本文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80多年前，抗日战场上，战士们的武器各有不同，大炮、机关枪、步枪、刺刀……为了民族解放事业，什么都可能成为武器。

但老兵顾棣，在战场上时，手里的武器不能直接杀鬼子；抗战胜利后，又守护了80年，直到今年4月去世时，身边依然摆得满满当当。

他的武器，是相机，是底片，是守护了一生的档案。

岁月磨洗中，这些武器越来越亮，越来越有威慑力。

一场偶遇改变人生

“摄影记者用照相机打仗”

1928年，顾棣生在河北阜平县凹里村。历史选择了阜平，选择了凹里村，也选择了他。

阜平，1925年就建立了中共党组织，1937年以阜平为中心创建了我党我军历史上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这里长期是晋察冀边区党政军的首府和中心，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此战斗生活过。

凹里村，隶属史家寨乡，晋察冀军区、晋察冀边区政府及各机关都曾在史家寨驻扎。

顾棣，父亲是村动员会主任，母亲是妇救会主任，兄长参加了抗日先锋队，他自己9岁时就成为村儿童团团长，后来成为阜平县一区儿童团团长，还被派到华北联大群众工作部培训。

但在顾棣的记忆中，直接改变他命运的那个人、那件事，出现在1943年。

那天，顾棣放学回家，离家还有七里地。路上，一个人骑着马迎面而来。那人身上挎着一个小盒子，带着一把手枪，开口问他：“小鬼，你到哪去？”

顾棣回答，自己要回凹里村。两人正好同路。

那时他还不知道，眼前这个人是中国革命摄影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沙飞，时任晋察冀边区政治部新闻摄影科科长、晋察冀画报社主任。

一路上，两人聊了许多事。

沙飞问顾棣，现在敌人经常扫荡，老百姓生活苦不苦、害怕不害怕？已在华北联大等学校学习过，对《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熟稔于心的顾棣，回答得胸有成竹。顾棣后来深情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我给他说，现在咱们抗日战争正处在相持阶段，困难是暂时的。沙飞听完就说，‘好，这么小就有信仰、有革命经历了。’”

一番攀谈后，沙飞起了爱才之心。两人聊到以后想做什么，顾棣说想演戏，沙飞却说，跟着我学摄影吧。“我就问，那是什么乐器，好不好学？”

沙飞取下身上的小盒子——一台盒式相机，一点点演示给顾棣看，镜头、取景框、胶卷……“他说，‘你看见什么就能照见什么’。他还说，‘战士用枪打仗，摄影记者用照相机打仗，把各种战斗场面拍成照片进行展览’。”

一年后，按照两人的约定，沙飞派人通知顾棣参加摄影培训班。刚刚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的顾棣，毫不犹豫报名加入。

“1944年9月17日，我正式参加了八路军。”对顾棣来说，那天同样难忘。

顾棣的学生、人民摄影报原总编辑司苏实给记者发来两张老照片。那是刚刚接触摄影之后不久，顾棣在赵银德指导下拍摄的照片。时间是1945年2月13日，农历大年初一。在这一天的日记中，顾棣做了详细记录——

“忽然间从西街走来一支队伍，前边是锣鼓乐队，后面跟着村干部和男女青年抗日先锋队，队伍整齐威武而雄壮，最后是由小学生组成的霸王鞭，边走边打边歌边舞……”

仅这一天的日记，就有800多字，新闻要素齐全、现场刻画生动。其实，从1940年2月当儿童团长起，他就有了写日记的习惯，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总量接近500本。

但那时只有17岁的顾棣，或许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记录、整理方面才能卓越，满心以为即将拿起相机，就像老师沙飞、石少华他们那样，奔走于战斗的前线。没想到，沙飞指定他从事摄影底片档案保管工作。

血气方刚的顾棣很不情愿。那个阶段的日记本里，常有不能上战场的苦闷。最终，沙飞一句话将他留在了岗位上：“这是命令！”

图片是历史的铁证

“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共存亡”

当快门与枪炮声交织，对于用影像定格战场的摄影师来说，危险无处不在。

沙飞对此一清二楚，一位又一位摄影师在前线倒下，还有不少同志为保存底片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据不完全统计，晋察冀画报社的牺牲人数多达近40人。

图片是历史的铁证。如此珍贵的民族记忆，让沙飞为晋察冀画报社定下一条铁律——“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共存亡”。这句话，影响了顾棣一生。

1948年12月，病榻上的沙飞依然给顾棣去信叮嘱：“这些东西也是全体同志10余年来血汗换来的结晶，所以我们都要加以爱护……”这封信，顾棣一直留着，直到2015年郑重捐给中国国家博物馆。

面对档案工作，顾棣很快展示出独有的才华。他忠于职守、细致认真、责任心强。

位于阜平县的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第三展厅里，展示着顾棣曾用过的许多物件。其中之一是，1945年在张家口缴获日军底片袋之后，顾棣受其启发制作出的红色底片袋。后来，解放军画报社一直沿用下来，将40多万张底片保存在这样的底片袋中。

为了保存档案，顾棣和战友们进行过诸多探索。更为重要的是，顾棣真的做到了将底片视作生命。他将底片进行详细编号和记录，背着、带着，跟随部队南征北战，从抗战时期的晋察冀画报社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华北画报社，一直到后来的解放军画报社。他是解放军画报社第一任资料组长。

在军队，顾棣做了整整15年档案工作。

除了从沙飞手中接过的2万多张底片，他还四处搜集照片。1948年，华北画报社成立后，新增了前后方工作组的底片与人民画报社带来的3000多张底片，还有《冀中画报》停刊后上交的数千张底片；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绩展览会上，他与同事们一起翻拍了全部2000余张照片；1951年，收集近300张延安时的照片；1955年，陆续收到近十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寄来的照片……

1958年9月，顾棣服从组织决定，转业到山西。此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照片底片已全部被编辑整理清晰、保存安全，并建立起严格的管理制度。直到现在，它们还被完好保存在解放军画报社，沿用着顾棣当年的登记编码存档方式。

顾棣收集的资料从晋察冀边区扩展到全国解放区。

为中国红色摄影修史

“我完成了这一任务”

司苏实还记得，那是2007年，老师顾棣的长子顾小棣向他“诉苦”，父亲生平第一次冲他们兄妹发了火。

那一年，一向身体很好的顾棣动了心脏大手术，一度情况十分危急。手术之后，他感到很虚弱，以为自己时日无多，忽然变得很脆弱。司苏实听完，立刻明白了：“他有事没做完，沙飞的使命还没有完成。”

这个使命，可以表述为，做一部完整记录中国红色摄影史的大型工具书。

当年，交到他手里的不光是底片，还有一份中国摄影人对中国革命事业沉甸甸的责任。顾棣多次谈到，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50周年时，评选出10名“中国摄影大师”，其中有沙飞、石少华、郑景康、吴印咸4位给自己做过老师。

2007年，顾棣身体稍见恢复后，司苏实来到他家中。两人谈话时，司苏实告诉他，在沙飞女儿王雁建议下，自己已经决定全面介入这份工作。顾棣高兴地说：“这可解决大问题了！”

最终，在王雁策划、联络、协调下，司苏实作为特邀编辑，历经两年时间，帮助顾棣完成了由120余万字、1600多幅照片构筑的《中国红色摄影史录》。

司苏实那几年经常陪着顾棣外出。他记得，完成此书后，顾棣“不顾重病之身和80岁高龄，一定要亲自进京去见战友、老师、领导，向他们汇报：‘我完成了这一任务！’”

其实，在这本集大成之作完成前，几十年间，顾棣从未停止对档案的整理与出版，已经与他人合著、参与编写了有关中国解放区摄影史、文艺史的六七部书籍。此外，他还写过大量文章，参加过众多相关活动。

顾小棣对记者感慨，父亲一生没有别的爱好，就是爱收集、整理、考证那些摄影底片和史料，撰写有关摄影史的著述。

2012年，顾棣荣获“第九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颁奖语评价顾棣，“用完整坚实的大批文献档案为中国摄影留下一部严谨、翔实的有关中国革命战争年代的摄影断代史，成为前无古人的扛鼎之作。这也使他由一名摄影史料的保护者成为一名历史学者”。

但顾棣这样评价自己：“作为经历者、见证者、研究者，不把历史留存下来、精神传承下去，实在心有不安、说不过去。”

将一生所藏慷慨捐出

“其行感人至深”

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资料科科长栗静还记得，2008年的一天，还在担任讲解员的她接待了一位挎着相机的老人。老人在参观纪念馆过程中，“把几乎所有照片都给我们介绍了一遍，从照片的拍摄者到背后的故事，但他讲的很多东西我们根本不知道”。

从此，栗静开始频繁接触顾棣。她掰着指头算，至少与顾棣见过20次，也因此感触尤为深刻。

2014年，栗静受邀在北京参观了“顾棣从影70周年特别展”。这次展览，让她深受震撼，“没想到他手里有那么多资料”。

就在这次展览后，国家博物馆找上门来，顾棣欣然打开自己的收藏。最终，773幅晋察冀时期的原版照片、《晋察冀画报》合订本、沙飞写给他的信等珍贵文物被选中。然后，他又认真编写出晋察冀摄影工作者分布情况，以及87位摄影干部的简历档案2万余字，并作为顾问协助编辑完成《晋察冀抗战摄影集》。时任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感慨：“其行感人至深。”

不过，司苏实记忆中捐赠的场景，还有一个意外的画面：在将这些守护了大半辈子的珍贵文物捐给国家之后，顾棣当场痛哭，弄得博物馆的人一时不知所措。后来，顾棣把曾经装这些文物的纸袋收起来，上书6个大字：“顾棣的命根子”。

2015年，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工作人员到山西太原拜访顾棣。栗静对本报记者描述，他家有四个卧室，但每个卧室里都堆满了档案材料，一直到床边。

顾棣的档案工作让参观者惊叹不已。他家客厅有一个定制的“中药柜”，里面分类清晰地存放着他一生收藏与拍摄的八万余张照片底片。每个抽屉上，都写了大大的分类名字，“军营”“影史”“戏剧”……

对于绝大多数档案，顾棣已经想好归宿。一次聊天时，他告诉栗静，将把大多数东西都捐给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栗静回忆：“我跟他说，‘您这是落叶归根’，后来他每次都用这句话给别人解释。”

其实，这些年顾棣不断地在捐。1944年，第一版《毛泽东选集》在阜平印刷，沙飞将自己那本送给了顾棣。2015年，顾棣把它拿给纪念馆工作人员时说：“你们喜欢就带走吧。”如今，此书已成为纪念馆重要馆藏。

这不只是顾棣将资料送回家乡阜平，更是一位老兵将从晋察冀边区开始整理的档案送回这片土地。

直到去世前，顾棣在周围人眼中都像一部“活字典”。顾棣女儿顾文静告诉记者，顾棣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就在他去世前10天，我问一张抗日战争时期的照片，他不假思索就能说出全部信息。”

如今斯人已去，他珍视了一生的事业也后继有人。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正与顾棣子女们商量，从今年7月开始，陆陆续续将其所藏运到馆里来，接下来希望与高校、社会各界合作，将这些资料整理好、利用好。

最终，顾棣带着底片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天，来到了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这一年。（记者 刘少华）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年07月17日 第 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