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面对威权主义浪潮

作者：吉迪恩•拉赫曼（原载金融时报）

柏林墙(Berlin Wall)倒塌后，全球掀起了一股“民主化浪潮”。政治自由思想从西欧和美国的传统堡垒中扩散开来——波兰、南非、印度尼西亚等形形色色的国家都转型成为民主国家。
但如今，这一进程似乎已经发生逆转。一股发端于西方老牌民主国家之外的威权主义浪潮已经蔓延至美国和欧洲。

首先显现于俄罗斯、泰国、菲律宾等年轻民主国家的威权主义观念和实践的复兴，已经扩散到了西方政治之中。

波兰、匈牙利两国政府都有威权主义倾向。最戏剧性的一幕是，美国选出了一位将自由媒体视为“敌人”且对司法独立缺乏尊重的总统。

这股威权主义浪潮有可能破坏关于政治如何运作的美好设想。认为西方老牌富裕民主国家的政治与拉美或亚洲的政治存在根本差别的观念，可能需要重新斟酌。认为中产阶级和年轻人将永远是民主制度最坚定支持者的想法，看起来也越发难以站住脚。

去年，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前，罗伯特•福阿(Roberto Foa)和雅恰•蒙特(Yascha Mounk)两位学者撰写了一篇引发热议的文章，概述了西方民主价值观的逐渐式微。该文强调了反民主情绪同时在美国和欧洲的兴起。他们最引人注意的观点之一是，如今六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让军队统治”是个好主意，而在1995年，有如此想法的美国人的比例仅为十六分之一。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人中，超过70%认为生活在民主社会“至关重要”，而在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美国人中，仅有30%赞同这一观点。在欧洲，对民主制度的信心也出现了相似的下滑——即便不像美国那么明显。福阿和蒙特得出的结论是：“过去30年，在北美和西欧所有老牌民主国家，对议会等政治机构或法院的信任都出现了急剧下滑。”

福阿和蒙特专注的是西方。但在一些曾经是民主化浪潮的象征的国家，“软性威权主义”(soft authoritarianism)的复兴甚至更加明显，比如1986年推翻马科斯(Marcos)政权的菲律宾、1991年结束共产党统治的俄罗斯以及1994年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这三国都保留了民主制度的关键元素，如选举，但都出现了民主准则遭削弱，同时推行个人统治，从而导致腐败盛行。

在俄罗斯，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崩溃和法治缺失为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恢复独裁创造了条件。普京为软性威权主义打造了一个样板，这种威权主义结合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腐败、打压媒体以及总统与富豪寡头之间的紧密联盟。一些对特朗普主义最明晰的警告都出自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玛莎•格森(Masha Gessen)等俄罗斯异见人士，这或许并非偶然。

菲律宾强人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地(Rodrigo Duterte)完全借用了普京的脚本。他利用非执法人员私自执法的手段令菲律宾自由派人士胆寒，但他赢得了被犯罪和毒品吓怕了的公众的支持。杜特地也很受年轻选民欢迎，年轻人对菲律宾建立民主的艰苦历程基本没什么记忆。

同样一幕正威胁着南非。雅各布•祖马(Jacob Zuma)任总统期间，南非腐败现象激增，媒体以及政府的独立分支机构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许多南非自由派人士盼望祖马任期的结束将迎来民主的复兴。但形势有可能朝相反方向发展。标准银行(Standard Bank)资深政治经济学家西蒙•弗里曼特尔(Simon Freemantle)警告称，“南非的特朗普时刻正在酝酿之中”。他指出一些调查显示，南非“生而自由”的一代——生于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1990年获释之后——并不像经历过与种族隔离制度作斗争的人们那样支持民主。在南非，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像特朗普那样驱逐非法移民。

在俄罗斯、菲律宾、南非、甚至美国这些如此迥然不同的国家，导致对民主的支持逐渐降低的共同原因是什么？实际上，对许多选民来说，民主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其本身并非目的。如果民主制度无法带来就业（如在南非）或安全（如在菲律宾），或者被认为造成了生活水平停滞不前（如在美国），那么一些选民就会被另一种选择威权主义所吸引。在不平等程度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当政治经济体制看起来“被操纵”、偏向内部人时，一国更有可能滑向威权主义。

当然，总会有一些人将政治自由本身视为一种价值观，对人类尊严不可或缺。但为支持言论自由而甘愿坐牢的持不同政见者相对较少。在冷战最后几年担任美国总统的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喜欢说“自由是管用的”（freedom works）。遗憾的是，如果普通民众不再相信这一点，有些人就可能不对自由抱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