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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在从贫民区前往乌克兰集中营的途中，一名纳粹士兵打死了我（本文作者、历史学家诺加·阿里哈（Noga Arikha））的祖父。我父亲目击了这起谋杀案。当然，他的故事只是千千万万类似故事中的一个。在成长过程中，我意识到死亡如何在生命的另一边徘徊，
　　意识到人性中的残酷。智人中的“智”并没有完全描述出我们这个物种的特性，我们既聪明又暴力。这可能就是为何我们成为仅存的人属，也是为何我们如此成功地统治这个星球的原因。但仍然有个问题悬而未决：普通人怎么能做出极端残暴行为？
　　这种二元性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是个谜，它是宇宙学、神学和悲剧的核心，是道德准则的动力，也是社会政治体系的核心。我们知道光明，也知道黑暗。我们可能做些可怕的事情，但也可以反思，并以创造性的方式反问自己这是怎么回事。人类心灵的自我意识中最令人困惑的地方莫过于邪恶这个问题，自柏拉图以来，哲学家们就始终在讨论它。寻找对邪恶的解释的一个明显方法就是解析那些犯下暴行的人表现出的行为模式。

　　图：这张照片来自卡尔-弗里德里希·霍克（Karl-Friedrich H?cker），他是奥斯威辛集中营指挥官理查德·贝尔（Richard Baer）的副官。照片中，这些党卫军官兵正在奥斯威辛-比克瑙附近的度假胜地Solahutte放松
　　这是美国加州大学神经外科医生伊扎克·弗里德(Itzhak Fried)在《柳叶刀》(Lancet)杂志上发表的文章《E综合征》(Syndrome E, 1997)中所阐述的。这种综合征是多种生物学症状的组合，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幅临床图景。E代表“邪恶”，弗里德在E综合征中发现了10种神经心理症状，它们通常伴随着暴力和犯罪行为出现。用弗里德的话说，“以前的非暴力个体”变成了“社会无助成员的连环杀手”。
　　这10种神经心理症状包括：
　　1）重复：攻击性是强迫性的重复；
　　2）强迫性观念：施害者沉迷于那些为他们的侵略行为辩护的想法，这些想法是种族清洗的基础，例如认为所有西方人、穆斯林、犹太人或图西人都是邪恶的；
　　3）毅力：环境对施害者的行为没有影响，即使行为是自毁的，施害者也会坚持下去；
　　4）情感反应减弱：施害者不受情感影响；
　　5）觉醒过度：施害者的兴奋感是由重复引起的，是受害者数量的函数；
　　6）完整的语言、记忆和解决问题能力：这种综合征对较高的认知能力没有影响；
　　7）快速习惯：施害者对暴力变得麻木不仁；
　　8）划分：暴力可以发生在普通的、充满感情的家庭中出现；
　　9）环境依赖性：环境，特别是群体认同和对权威的服从，决定了什么行为是可能的；
　　10）团体传染：属于某个团体的成员可以采取的行动，每个成员可将自己的行为映射到其他成员身上。
　　弗里德的假设是，所有这些行为方式都有潜在的神经生理学原因，值得研究。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综合征也适用于那些后来杀人的正常人。但它不包括那些战时被批准的杀戮行为，以及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返回家园的士兵行为。公认的精神病（如社会病态人格障碍）可能导致有人射杀小学生，以及在施加痛苦时获得激情或施虐快感。
　　当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耶路撒冷艾希曼》(Eichmann in Jerusalem, 1963年出版)中创造了“邪恶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这个表述时，她的意思是，那些导致大屠杀行为的责任人可以是平凡之人，他们出于平庸的原因（比如不丢掉工作）而服从命令。
　　社会心理学家验证了平凡的概念。1971年，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进行的监狱实验发现，“普通学生”可能会变成满嘴脏话的“狱警”，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有证据表明，这个从未被复制的实验存在缺陷。
　　尽管如此，那些患有E综合征的人确实很普通，他们也没有受到任何明显的精神病理影响。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在1992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中写道，许多“普通人”后来成为了纳粹士兵，而杀死我祖父的那个士兵很可能也是个普通人。
　　如今，生物学成为解释许多人类行为的强有力工具，尽管它本身不能用于解释恐怖。尽管神经科学是人类自我理解的一种令人兴奋的新工具，但它们无法解释我们的野蛮起源。对人类相互造成伤害的因果解释最好是从政方面解释，而不是科学，也不是形而上学。仅在过去的100多年里，就充斥着规模无法想象的暴行，尽管政治根源同样无法预测。
　　但恐怖组织IS的出现，以及年轻狂热信徒的激增，给弗里德的假设提供了新的紧迫感，促使他与巴黎法兰西学院的神经生理学家阿兰·贝索兹（Alain Berthoz）于2015年至2017年之间，围绕E综合征组织了三次会议，与会者包括认知神经学家、社会心理学家、神经生理学家、精神科医生、恐怖主义专家以及法学家。E综合征是对这一古老问题创新的、跨学科讨论的有益挑衅，也是如何用人类语言构建神经科学成果的有力例证。这种方法已经产生了有趣的假设和解释。
　　随着大脑的功能解剖以越来越精确的方式揭示出来，神经科学在解决我们行为(包括在内暴力)复杂性方面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但是，既然我们是进化的生物，研究行为的生物学基础需要了解进化时期和历史时期的具体结果。具体而言，就是看大脑的进化回路是如何被文化吸收的，也要看产生文化的过程。
　　鉴于人类最终进化为天生的社会性、互动性生物，神经科学需要与其他学科进行对话，毕竟大脑并不是在孤立状态下进化的，而行动总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以及特定的意义上发生。心理和文化环境是决定给定生物过程是否会发生以及如何发生的关键。弗里德列举的上述特征包括神经和环境条件的结合。
　　E综合征的核心症状是“情感反应减弱”。大多数人，准确地说，除了心理变态狂，都羞于或极不情愿施加痛苦，更不用说杀人了。正如精神病学家罗伯特·杰伊·里夫顿(Robert Jay Lifton)所指出的那样，需要洗脑和强迫才能使我们的情绪反应变得迟钝，并克服我们的沉默，才能越过“习惯化”所设定的界限，“让重复的行为变得更容易执行”。
　　大规模谋杀和虐杀的实行者也可能深爱他们的孩子，并希望他们的孩子得到最好的东西，但他们对自己的受害者没有任何感觉，这是典型的“区分对待”E综合征症状。对于杀死我祖父的那名纳粹士兵来说，情况可能就是这样。家庭归属和社会归属是分开的。当它们相遇时，就像在波斯尼亚和卢旺达发生的家庭反目成仇那样，群体认同更盛行，而移情（或称同理心）更为罕见。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社会神经科学家塔尼亚·辛格（Tania Singer）将移情定义为与他人产生共鸣的能力。移情从婴儿时期开始发育，最初是模仿，然后是共同关注某些焦点，逐渐发展到能够接受他人的观点，以及空间知觉从自我转移到他人，就好像一个人真的能感受到另一个人的情绪。这首先需要能够区分自我和他人的能力，这是所谓“心智理论”的一个方面，是人在生命前5年里就可获得的。
　　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的发育心理学家菲利普·罗夏特(Philippe Rochat)向我们展示了孩子们在那个时候是如何形成道德立场的，以及他们如何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如何被他人察觉的。但是，虽然同理心确保了某个团体或社会的凝聚力，但它也存在偏见和狭隘。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心理学家埃米尔·布鲁诺(Emile Bruneau)已经证明，它很容易以牺牲“外群体”为代价，然后“外群体”就会成为敌人，令人失去人性。
　　移情的可选择性还解释了，我们为何能无动于衷地从无家可归的人身边走过而不会伸出援手，或者为不喜欢的人缺席而感到幸灾乐祸。不可避免的是，我们都在练习选择性移情，它的缺失表现在日常生活中。比如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在商业和政治中发生的非致命暴力事件。
　　剑桥大学心理学家西蒙·巴龙-科恩(Simon Baron-Cohen)在《邪恶的科学：移情与残忍起源》(Science of Evil: On empathy and the Origins of Cruelty)一书中提出“移情侵蚀”的概念，因此移情在极端暴力中并不是决定因素。但它是必要的，为歧视和最终的种族灭绝开辟了道路。正如芝加哥大学社会神经学家吉恩·德塞迪(Jean Decety)所说，“我们的超社会性 (hypersociality)也有黑暗面”。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发展可以驱散我们的“双面性”神秘面纱，我们能够在互相帮助的同时也互相残杀，或者让自己陷入“正义的战争”中。与黑猩猩等其他原始灵长类一样，我们进化出巩固人际关系、与周围环境沟通和合作的能力，也进化出了攻击外人和其他部落成员的能力。但是，我们进化出来的自我意识是人类特有的特征。令人不解的是，即使我们能够理解自己，并创造出自己思维的复杂科学模型，我们仍然有能力摧毁它。
　　神经科学提供了一个关于同理心情感的有趣生理模型，它是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将执行、前运动和感觉运动功能结合起来。它特别提及了腹侧前额叶皮层(vmPFC)和眶额皮层(OFC)，这两个区域对于处理杏仁核产生的情感至关重要。杏仁核是大脑边缘系统中一种进化的古老结构。OFC损伤会损害情感控制能力，从而影响决策。
　　洛杉矶南加州大学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通过他的“躯体标记假说”，展示了参与信号传递情绪的身体感受是如何在OFC和vmPFC中被处理的，从而使适当的、符合社会地位的决策成为可能，从而告知我们对世界的评估，包括我们的道德感。在情感反应减弱现象中，额叶区域的过度活跃抑制了杏仁核的激活。
　　研究表明，强迫症患者的OFC功能陷入紊乱。因此，这也可能涉及到关于某个群体想法的强迫性性质，这些想法为针对其成员的谋杀意图辩护。而过度的兴奋感（比如可卡因引起的兴奋感）在这些想法上的作用涉及到内侧前额皮质(mPFC)。
　　总之，在E综合征的情况下，大脑中的情绪通路不再控制判断能力和行动能力。杏仁核和更高认知皮层结构之间的反馈会出现故障。行为自我与感觉自我分离，弗里德称之为“认知断裂”。他认为，在特定情况下，约有70%的人可以受到影响，并能够作为某个群体的一员参与犯罪，就像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可能发生的那样，尽管对实验结果存在争议。
　　“认知断裂”患者的行为自我感觉不到移情作用，但移情并不总是正确行为的可靠指南。例如，我们对因气候变化而死亡的昆虫没有同理心，但我们可以理性地决定对灾难采取行动，即使会导致错误的决定。有一种东西叫感情过度。
　　耶鲁大学心理学家保罗·布卢姆(Paul Bloom)在2016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以及其他著作中提出了“反对同理心”的观点，他认为“理性的同情心”是个更好的晴雨表，可以用来评估我们的环境，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它。也就是说，一个以杀死敌人为使命的团队成员可能会对他们的团队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而对他们的敌人没有理性的同情。
　　对这种被认为是敌人的人没有任何感情的描述，可以使我们更接近于理解越过可以冷血地致残和杀戮界限的样子。海牙国际刑事法院(ICC)的观察员经常注意到，罪犯通常没有悔改之意。临床心理学家弗朗索瓦·希罗尼（Fran?oise Sironi）为国际刑事法庭评估施害者，以及他们如何对待自己以及受害者，他直接看到了精神病学家里夫顿所谓的“自我谋杀”现象。
　　除了弗里德所说的对情感线索的“灾难性”麻木不仁，认知功能仍然完好无损，这是另一种E综合征症状。施害者完全知道如何去伤害他人，完全理解受害者的痛苦。他们有认知能力，理解受害者的经历，但不足以引起共鸣。他不关心别人的痛苦，只关心利用价值。此外，他不在乎自己是否在乎这些。最后，他不在乎关心别人是否真的重要。构成道德意识基础的情感判断能力已经不复存在。
　　这种状态意味着自我感觉和自我认知发生分裂，以及个人道德价值与社会系统的规范同时被替代。化学在整个过程中都是有效的，因为它在所有的大脑和身体功能中都发挥着作用，并且可以通过药物调整。
　　剑桥大学神经学家特雷弗·罗宾斯（Trevor Robbins）研究“药物恐怖主义(pharmacoterrorism)”，以及（如苯丙胺卡普坦）如何影响多巴胺的功能，这会消耗5-羟色胺，并导致僵化、类似精神错乱的行为，增强攻击性，导致弗里德列出的诸多E综合征症状。它关闭了社交依恋，并使所有的情感感受(包括移情作用)都失效，这种情况被称为述情障碍。
　　这是个简化的神经学描述，描述了杀人行为是如何成为可能的。价值和行动神经科学有助于进一步解释可能发生的事情。眶额皮层(OFC)是在人类和灵长类动物中特别发展出来的。牛津计算神经科学中心的埃德蒙·罗尔斯(Edmund Rolls)指出，在对刺激做出反应时，它在表示回报价值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我们做出选择时往往基于价值的分配——对象、想法、行动、规范和人。我们的情感是有价值的，我们的行为也不同，可以根据在世界上遇到的情况而变化，这反过来激励我们去寻求或避免刺激。
　　我们的行为可以继续寻找一种缺失的奖赏，这可能是强迫行为的一种解释，一种E综合征症状。神经系统科学家马泰斯·佩斯格里翁（Mathias Pessiglione）和他在巴黎的团队也证明了腹侧前额叶皮层(vmPFC)在某种刺激或想法的价值归因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即我们选择根据它的吸引力回报或令人厌恶的结果来采取行动。
　　但当这一功能受到过度刺激时，新的输入（比如对怜悯的呼喊）对观念的价值归因没有影响，例如“你们所有人都该死”，而行动无法改变。它变成了自动的、由外部代理或领导者控制的东西，独立于任何价值观之外。
　　但这些神经事件仅在特定环境下才意味着犯罪行为。巴黎慈悲救济院的精神病学家大卫·科恩(David Cohen)和他的团队对十几岁的激进分子候选人进行了评估。他们发现，童年时期的某些社会心理状况，比如父亲不在身边或母亲精神不稳定以及有过寄养经历，都影响了身份认同的形成。在某些情况下，最终导致他们需要将自己融入一个更广泛的群体中，以传递一种先验信息。
　　再次，群体的力量胜过家庭。正如人类学家斯科特·阿特兰(Scott Atran)所指出的那样，冲突往往是难以解决的、不可协商的，因为它们是以绝对的精神价值(世俗或宗教)的名义进行的，而不是为了任何功利的结果。这些价值观似乎极具吸引力，比家庭纽带更有吸引力。
　　但纳粹医生们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为更伟大的目标而努力，这是一种反常的扭曲，将道德与关心他人的利益等同起来。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于1943年在波兹南发表的讲话令人不寒而栗，展示了这种高尚犯罪行为的正当性。他说：“我们有道义上的权利，我们有责任对我们的人民这样做，杀死这些想要杀死我们的人。”
　　一旦道德上的正当性与对另一种行为的情感校准反应相分离，暴力就会以合理的理由展开。这种行为在历史上一再发生。但“普通人”必须跨过一条界线，进入“E综合征”的作用区域，通常这是由环境推动的。伦敦大学学院神经科学家帕特里克·哈格德(Patrick Haggard)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视角，让人们了解在“跨界”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他向我们展示了最初的强迫效果是多么强大，它让我们能够超越界限。1961年在耶路撒冷对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进行审判时，他称自己“只是服从命令”，这是纽伦堡审判中纳粹官员第一次使用类似辩护。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指出，或者说夸张地声称，大多数人将选择服从权威的命令，即使这个命令会伤害其他人。米尔格拉姆对这种服从性非常感兴趣。
　　不过，哈格德则在研究主导感，即我们启动自我行为时的感觉，这是我们生活的中心，也是判定刑事责任的法律论据。哈格德通过一项实验，部分借鉴了米尔格拉姆的观点(但解决了其中存在的伦理和方法问题)，并利用了故意约束效应，他发现当人们被迫采取行动时，他们的主导感确实明显下降。强迫关闭了责任感，这是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发现。

　　　　导致我们最糟糕行为的神经系统相关因素并没有表现出临床症状。E综合征不是一种疾病，也不完全符合《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或《国际疾病与相关问题统计分类》的描述。欧洲人权法院前院长、法学家让-保罗·科斯塔(Jean-Paul Costa)曾指出，在法庭上使用神经学证据是有问题的，因为这需要专家对不精确和不透明的数据进行解读。很难确切地确定哪些大脑事件（包括那些隐藏在主导意识之下的事件）可能或应该构成法律上的辨识因素。
　　但正如弗里德所做的那样，介绍那些能够描述我们最残忍本性的特征，并启动广泛的相关研究，特别是在神经科学领域，能帮助我们丰富预防和补救“邪恶行为”的措施。魔鬼也许已经死了，但邪恶行为将永远存在。“为什么”仍然是个形而上学的谜题，我是千千万万生活在这个问号下的人之一，这个问号是我的生父留给我的。但至少有些关于“怎么做”的答案，我们现在正接近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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