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谈说于长城于长庚的《起诉书》

作者：施文志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菲律宾华侨华人访问录》，于长庚口述，潘露莉访问的【冤狱的来龙去脉】一文，于长庚先生说：……总之，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来观审的国外记者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位美国IPI的前任主席Barry Bingham。他的父亲曾经是罗斯福总统驻英国大使，而他自己在美国也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他本人是亚洲基金会的董事或主任之。他是坐自己的专机来，必须要在开审的那天下午三点离台返美国，因为他家里有客人在等他。为了能够让Bingham在三点准时离开台北时知悉裁判结果，法庭审讯到了中午时分就宣布下午两点半宣判。宣判的结果是长城被判两年感化教育，而我被判了三年……。
        四十多年过去了，于长城、于长庚的两地冤狱已成历史了。当时台湾当局的欲加之罪：“叛乱嫌疑”是如此的荒谬!
        这就是当年的台湾警备司令部军事检察官的《起诉书》：“六十年度警检诉字第〇一三号：……右被告等因叛乱嫌疑案件，业经侦查终结，认应提起公诉，兹将犯罪事实、证据及所犯法条款叙述于后：犯罪事实：于长城、于长庚为旅菲律宾华侨于民国三十四（一九四五）年，在菲共同经营《华侨商报》（Chinese Commercial News），于长城任社长兼总经理，于长庚任总编辑，因先后阅读匪党书籍，导致倾向朱毛匪帮。自五十七（一九六八）年起，利用华侨商报，经常刊载有利朱毛匪帮窃据地区新闻，以及夸大共匪有关国防、外交、科学、工业、水利、生产等各项报导，并于《华侨周刊》（The Chinese Weekly）登载为匪酋毛泽东张目及夸耀匪伪各项建设进步之文字，作有利于共匪之宣传，案经菲国遣送返国，由本部侦办。”
　　当年国民党伪政权的所谓“叛乱嫌疑案件”，竟然是如此的“无理取闹”！可恶之极！难怪当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龟宿台湾小岛！
　　《起诉书》的：证据及所犯法条：……于长城阅读毛匪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论联合政府”、“我看到红色中国”、“醒悟了中国”、“二十一世纪”、“毛匪语录”。于长庚阅读毛匪泽东着：“论持久战”、“论人民内部矛盾”、“资本论”、“毛匪语录”等匪书影响，导致倾匪……其所发行之华侨商报与华侨周刊，累牍连篇载刊有为匪张目等文字，诸如：“新华社报导中国工业好些新的技术改革一种进步型式钻矿机”。
　　“诸如”即是说《华侨商报》与《华侨周刊》的有些报导新中国的有关新闻。在《起诉书》一一列出新闻题目。
　　在所谓军事检察官韩延年的荒谬《起诉书》，这些就是证据？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当年于长城于长庚兄弟被“绑架”到台湾去！当年的台湾当局竟然是如此的荒谬！如此的伪造所谓的“犯罪事实”！这是当年的台湾警备司令部军事检察官的“起诉书”：六十年度警检诉字第〇一三号：……右被告等因叛乱嫌疑案件，业经侦查终结，认应提起公诉，兹将犯罪事实、证据及所犯法条款叙述于后：……诸如：“新华社报导中国工业好些新的技术改革一种进步型式钻矿机”（见华侨商报五十八年三月四日第一版）……。
        “诸如”即是说华侨商报与华侨周刊的有些报导新中国的有关新闻。然而这些报导都是当年“法新社”的新闻报导！“商报”只是翻译为中文而报导之！遵守的是菲律滨的法律！而当时的台湾当局是如此的无耻无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起诉书”的起诉辞：……，“中共人民共和国一向主张以和平共存五项原则为基础，发展所有国家的外交关系”（华侨商报五十九年三月十三日地第一版），…… “毛语录是菲律宾朝野正反左右都感到有研究之必要，且是本地英文书店畅销书之一”（华侨周刊五十八年六月十五日第三十卷，第二十四期第九页）…… “毛泽东是女权与女人解放先驱”（五十九年一月第四十卷第一期第四页）……等等，不胜枚举，亦有华侨商报合订本十六册，华侨周刊一百十二份可资覆按。……亦经被告等供认明知不违。其利用上开报刊，登载有利于匪宣传文字，又已为多数人所共见共闻，且被告于长城对刊登是项文字，供承事先知情，足认与被告于长庚具有共同犯意，核其所为，显有触犯惩治叛乱条例第七条之罪嫌。被告等经常利用报刊为匪宣传，系基于慨括犯意反覆实施，应依连续犯论。获案报刊系违禁品，应以谕知没收。再查被告等为中华民国国民，其行为虽在国外，但其所触犯惩治叛乱条例之罪，而惩治叛乱条例为刑法内乱外患罪之特别法，是被告等在国外之犯行，依照刑法第五条之规定仍适用之。爰依戒严法第八条第二项，军事审判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项提起公诉。
        这就是当年台湾当局对于长城长庚兄弟的“起诉书”？荒谬！无耻！可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