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信怡（原载世界日报）

不论是「反英抗暴」35周年或40周年，乃至今年的「反英抗暴」50周年，诸如《信报》和《苹果日报》等这些1967年以后才出现的报纸都会发表许多有关评论文章，当年大肆支持港英当局镇压政策的《明报》则会出版纪念专辑。而当年为左派同胞擂战鼓的《文汇报》和《大公报》却噤若寒蝉，如同已被「斗垮斗臭」了。
　　
最令当年误信《大公报》的煽动言论而投入「反英抗暴」洪波的左派同胞痛心疾首是《大公报》不仅在香港回归时拍摄的香港历史纪录片跳过「反英抗暴」这段历史，而且在其出版的《大公报百年报史》一书中，投身67年反英抗暴运动的左派同胞竟遭到如同事发当年的《明报》和《商业电台》的鞭鞑。在此书出版六年，我遇见负责撰写此书涉及这段历史的作者，就这个问题向他讨教，这位作者的答案是，由于《大公报》领导层只顾着畅谈他们自己的丰功伟绩，刻意回避了「反英抗暴」这段历史，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采纳《明报》等的资料。
　　
假如《大公报》的老社长费彝民在天有灵，必然会公开向香港爱国同胞作出「我们表示坚决的支持」承诺的周恩来总理哭诉。周总理还高度赞扬了左派同胞的反帝抗暴，他在六月二十四日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答谢宴会上说：「香港的工人阶级、青年学生、农民、渔民以及其他爱国同胞正在进一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结成了浩浩荡荡的反帝抗暴大军。今天，他们开始了一场规模宏伟的反帝抗暴大罢工。」
　　
然而，在反英抗暴运动真正全面结束的1971年以后，「反英抗暴」在香港左派高层里，有如「黄肿脚——不堪提」。在香港回归以来，北京为了香港的「维稳」，让这场「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斗争」不能得到平反，当年响应北京号召的爱国同胞被绑在耻辱柱上长达半世纪。这正是所谓的「城隍不做主，鬼子来欺负」。
　　
是以在「反英抗暴」50周年的时候，虽说香港朋友邀我回去参加活动，我却认为没什么意义，因此，我在五月间的文章里只字不提「反英抗暴」，以免刺激某些人。不过听了周奕的讲座后，我认为有为「反英抗暴」正名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