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振祥（原载厦门大学学报杂志）

　　受清末民初中国政论报刊的影响，菲华报刊亦有笔战传统，且至今不辍。早期笔战主要因党争而起，而菲华文学作者和菲华报人则一直是笔战的主力。他们既是文学精英、文化精英，亦是社会精英，时时关注着菲华社会的政治和公共事务问题。菲华报刊笔战频仍虽然也客观上反映出菲华社会山头众多、门户之见深重等问题，但在维护华社利益等重大问题上，笔战则充分发挥了华社喉舌的作用，成为为华社维权的舆论先锋。笔战促进了菲华报刊的发展，传播着中华文化，也催醒了华社的主体意识、族群意识，促使华社不断走向团结，走向发展。

　　中国古代有着优秀的议论文传统，从先秦诸子百家到唐宋八大家，再到清末的报刊政论，议论文的发展迁延不绝。尤其是清末政论报刊时代，报刊以言论立社，报刊上笔战频仍，汇成一条条思想的洪流。这一笔战传统延伸到菲律宾，在菲律宾华文媒体间酝酿发展，至今不辍，对推动菲华报刊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菲华报刊笔战的缘起

　　华人移居菲律宾，以福建人最早，也以福建人最多。据《明史·外国卷》所言，“先是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以闽人为主体的菲华社会，处于西方文化形成的冲击扇上。从 1571 年西班牙殖民者占领菲律宾，到 1898 年美西战争爆发，西班牙战败，菲律宾正式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再到后来日美的轮替占领，菲律宾一直处于西方文化的覆盖之下。

　　西方文化对菲华社会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尤其是美国统治菲律宾之后，“当局采取开明政策，实行民主自由制度，菲岛虽为殖民地，如果没有妨碍公共治安与社会秩序，人民是绝对享有集会结社的自由，因此自一九零零年之后，菲岛侨团的组织，真如雨后春笋，到今日，菲岛侨团之多，名目之繁杂，真是无从计算了。”

　　菲华社会结社自由，思想活跃，这为报刊言论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早期菲华报刊的创办者，大抵皆有感于菲华社会言论喉舌之缺乏，为维护菲华社会权益计，一些有识之侨领遂起而办报办刊。1907 年，清政府派遣“海圻”号巡洋舰赴南洋各埠宣慰华侨，11 月抵菲时受到华侨热烈欢迎，结果马尼拉一家仇华的西班牙文报纸 El Comercio 发表了一系列言论文章，嘲讽中国战舰是用马口铁( 罐头铁) 制造的玩具，不堪一击。华侨们受西报所侮，却无地发声回击，遂深感报刊言论阵地之重要，于是杨汇溪等中华商会领袖人士决计集资办一张华报，购买了早经停刊的《岷益报》的设备，开办了《警铎新闻》。这张报纸因舆论对抗而起，起而为舆论斗争服务，是一张“以鼓励华侨关心祖国政治，激励侨胞爱国热情为宗旨”的华文报。

　　事实上，早期的菲华报刊，“查其发刊之动机，殆半激于清时国势垂危，思借报端宣传，以振发人心，及感于全菲华侨数万，并无一代表舆论机关之缺憾而创设。”

　　菲华报刊的发展带动了华社言论和论战的发展。在清末中国进入政论报刊时代，在康梁为代表的改良派与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激烈论战的时候，菲华报刊的论战氛围亦已形成并进行得如火如荼。据记载，那时的菲华社区，“报纸有公理报，民号报，华侨商报，新闽日报，还有救国日报，平民日报，南星晚报，民族日报，杂志有努力周刊。报纸杂志常常展开笔战，每日长篇大论，滔滔不绝，个人的私德、私密、尽量挖掘攻击，兴风作浪，无中生有，简直难以入目; 但读者竟津津有味，作为茶余酒后的闲谈资料，骂得越长越久就算胜利。至于理论是否正确，有无越出范围，都置之不问。读者也幸灾乐祸，喜欢在楼上看他们打得头破血流才心满意足，关起店门再来一场的论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辩得青筋直暴，口沫横飞，面红耳赤，还嘈吵不休。”

　　这时的菲华报刊论战既有呼应国内论战者，亦有华社的“内战”; 既有论国家大势者，亦有鸡毛蒜皮吵噪不休者，从中可以管窥菲华报刊笔战之热闹。

　　二、党争与报刊论战

　　与近代中国政论报刊的发展相一致，早期菲华办报有起于政党喉舌需要者，论战亦多因党争而起。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南来鼓吹君主立宪，在菲律宾组织帝国宪政会。1899 年，“时马里拉粤侨潘庶蕃乘机创办益友新报为宪政会机关，自办字粒与印刷机，潘氏自任总经理兼总编辑，从事宣传工作，颇引各界注意。”一年后该报改为《岷益报》，又过数月，因“宪政会会员星散，岷益报无法维持，因之亦即宣告停刊”。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更重视海外华侨工作，并通过海外华文报刊传播革命思想，与保皇派展开论战。1906 年 4 月至 1907 年 10 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创办的机关报《民报》，与保皇派的《新民丛报》展开大论战。这场论战把大批海外华文报刊都卷入战团，檀香山的《檀山新报》、槟城的《光华日报》、新加坡的《中兴日报》等都是资产阶革命派的舆论主力。“其规模之大，地区之多，世所罕见。连同香港地区，先后卷入这场论战的港澳和海外华文报刊有 80 家之多。”

　　这场规模浩大的论战有无菲律宾华文报刊参与，目前尚无资料佐证，但以菲律宾华人之众多，以及距中国之近便，菲华社会是很难置身事外的，至少其后不久创办的《公理报》上仍可以看到论战的余波。资产阶级革命派很早就在菲律宾成立了普智阅书报社为华侨提供资讯，1910 年由普智阅书报社建议创办言论机关，出版《公理报》，由粤侨印务公司承印发行，作为中国同盟会菲律宾支会的机关报，第二年成立“公理报印务有限公司”，扩大设备及规模，1912 年再改为四开八版大报，并在主笔颜文初的主持下增设杂俎与短评栏，通过扩大言论版来提升报纸的影响力。《公理报》创办之初，就“对于祖国敌对之立宪派言论机关大肆攻击，当时多侧重于宣传革命工作，及灌输民族民权思想为主旨，为当时位居独一无二之华字日报”。

　　在同盟会菲律宾支部改为国民党马尼拉支部后，《公理报》即名正言顺地成为国民党在菲律宾的党报。《公理报》从创刊伊始，就抱持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立场，大力倡导革命，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抨击康梁之立宪主张，与保皇派针锋相对开展论战，成为呼应国内革命派与保皇派论战的海外战场。

　　1913 年春，北京临时政府在临时参议院中特别增设华侨席位，世界各地初选出的华侨代表要到北京参加复选。当时与国民党竞争的是共和党，被共和党收入旗下的部分菲律宾商会代表返菲后，于次年 1 月在倪祖砚等人的筹办下即创办《中华日报》，作为共和党人的喉舌，与国民党的《公理报》相颉颃。该报以王子敬为经理，施健庵为主编。《中华日报》创刊不久，即与《公理报》发生了一场笔战。可惜《中华日报》因经营不善，一年多之后只好吸纳新股并更名《新福建报》，《新福建报》亦仅维持年余终告停刊。

　　《中华日报》停刊后的六年多时间里，菲华社会只有国民党所属两家报纸《公理报》和《民号报》存续，国内亦没有重大历史事件发生，菲华报刊界略显枯寂。这种状况至 1919 年重新改观。

　　1919 年中国爆发的“五四”运动波及到菲律宾，菲华社会也积极行动起来。这期间菲华社会组建的“华侨工党”渐成气候，该团体在菲华底层社会颇有影响，并设立了多家分支机构。华侨工党 1919年 10 月创办机关报《平民日报》，这是一家左派性质的报纸，由袁振英主持，陈夏莲任总经理，傅无闷任总编辑。该报重点报道十月革命，介绍世界工人运动，鼓吹新文化、新思想。华侨工党的这家机关报持论尖锐，与中国国民党在菲机关报《公理报》经常发生笔战。

　　1927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共两党决裂，菲华社会亦出现了左右两大派激烈纷争的局面，并一直持续多年，成为抗战前和战后菲华社会纷争的主流，也成为菲华报刊论战的主流。“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抗日救亡成为中国社会的主题，与国内相呼应，菲华报刊也把主要目光投向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1933 年 9 月，王雨亭主持的《前驱日报》创刊，该报信息时新，图文并茂地揭露日军暴行，报道东北义勇军抗日和工农红军反围剿北上抗日等消息。该报风格锐利，旗帜鲜明地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号召人们倒蒋抗日，并专设“打狗团”栏目，揭露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迫害抗日志士的恶行，与国民党的党报展开大论战。

　　1936 年“西安事变”发生，菲律宾的华文报界也相当不平静。立场偏左的《华侨商报》闻听西安兵变蒋介石被扣，立刻发了大号外报道此事。而 12 月 25 日蒋介石放出来，国民党报纸都大幅报道，闹得很风动，《华侨商报》因为圣诞节放假，只有白刃等几个年轻人在报社值守，不敢定夺，未出号外，拥蒋派遂打电话到报社指责辱骂，还有人第二天跑到对手报纸上刊发声明不再订阅《华侨商报》，国民党还派流氓砸了商报报社。

　　可见党派对垒之严峻。

　　抗战期间针对国内发生的“皖南事变”事件，劳联创办的左派报纸《建国报》与国民党驻菲支部的党报之间亦发生了激烈的论战，《建国报》发表题为《枪口一致向外》等一系列言论，大力声援新四军，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和投降派的卑劣行径，影响巨大。笔战失利，国民党驻菲支部便采取诬陷的手段，向马尼拉法院提诉，声称《建国报》的社论破坏了一位国民党要人的声誉，试图通过诉讼路径击垮对手，但都未能得逞。

　　抗战胜利后，国内国共两党的争斗走上台前成为主要矛盾，菲华社会亦如影随形。为了抢夺舆论阵地，菲华社会隶属国民党的报纸由战前的《公理报》和《新中国报》两家增至五家，分别是《大华日报》《中正日报》《公理报》《重庆日报》和《前锋日报》，并由“四抗”组织成一个言论团队，由国民党中统海外主持人童行白作指导员，共同在属下的各家报纸撰写专论，与左派报纸展开笔战。而亲延安的左派报纸为《华侨导报》和《侨商公报》，《华侨导报》系由“抗反”下属的地下小报《华侨导报》转为公开出版的四开大报而来，《侨商公报》则为“洪门进步党”所属。有论者指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大陆国共两党的矛盾日趋尖锐，全面内战犹如上弦的箭，左右两派壁垒分明的菲华报纸围绕中国政局问题进行大论战，中国国民党驻菲总支部的报纸针对共产党指控，总是遭到《华侨导报》的严正反驳。《华侨导报》还经常以评论、社论和专论等方式发表文章抨击国民党政府反共反人民的罪状，指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必胜，国民党军队必败。《华侨导报》旗帜鲜明，代表左派同中国国民党驻菲总支部针锋相对。”

　　从国共内战开始，至 50 年代初美国“麦卡锡主义”对美菲社会的影响，国民党驻菲律宾支部在美国的支持下对左派报纸开始了严酷打压和清洗，《华侨导报》《侨商公报》被迫停刊，连中立的《华侨商报》《新闽日报》亦受株连，《华侨商报》三位专版编辑、记者和撰稿人被投入台湾监狱，《新闽日报》总编辑高承烈则遇害于甲米地海滩，凶手不知所踪。美国治下的菲律宾这块“自由土地”从此进入了黑暗的言论钳制的时代，政党报刊言论时代正式宣告结束。

　　三、文学团体与报刊论战

　　菲华报刊的发展离不开文学团体的支持。这些文学团体以及由此形成的作者群围绕在菲华报刊周围，以菲华报刊为阵地，发表文学作品，阐述文学主张，关注社会问题，传播中华文化，为菲华报刊的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华侨商报》创刊人于以同就认为: “以文艺作品，可促进社会之文化也。”

　　菲华文学对菲华报刊乃至整个菲华社会文化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菲华文学始于何时? 有学者研究认为: “早在一八八八年陈谦善的幕僚杨维洪创办菲律宾第一家华文报纸《华报》，翌年( 一八八九年) 中西学校开办了，及其后《民意报》等两家宣传康有为和梁启超思想的华文报纸在菲律宾问世了，许多研究菲华社会学者称陈谦善是菲华社会的‘文化先驱’，在陈谦善和陈纲推行中华文化的主导下，许多文人骚客南渡菲岛，撒下文学种子。从那个时代起到中国新文化运动止，菲华社会出版十多本传统诗人的诗集。”

　　如此说来，至少在菲华报刊出现时，菲华文学就已经颇成气候了。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人们在报刊上开展笔战是常态，南渡菲岛的文人们也把这一风气带至菲华社会。事实上回头看一下，在菲华社会近百年来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辩论中，像华侨的扎根、融合问题，菲律宾华人参政问题，菲律宾华人权益保护问题等等，各个时期的菲华文学作者们都是主力。他们既是文学精英、文化精英( 很多文学作者同时兼任报社的专栏作者，有的则专职从事报社的主笔、编辑工作) ，亦是社会精英; 他们高度关注菲华社会的政治和公共事务问题，他们是菲华社会的公知，是菲华社会船头上的瞭望者。

　　菲华社会是一个热爱结社的社会，据统计，早在 19 世纪 80 年代西班牙统治时期，菲华社团就已经出现，到 1936 年，仅华侨商会就有 42 个。到 1954 年 3 月菲律宾商总成立时，全菲共有 221 个中华商会和同业公会派代表参加。

　　而文学社团虽不像商业社团那样高度发育，但也起步很早。

　　早在 1911 年春，冯自由、宋震、胡汉民、李箕等人先后被派往菲律宾进行革命宣传，公开组织普智阅书报社，这个书报社就带有文学团体的性质。后来 30 年代出现的“新生和抗日图书馆”、宿务的“宣文书店”，1940 年马尼拉的“全民书店”，亦皆具文学社团的功能。而抗战中出现的菲律宾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亦团结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文学青年，“菲律宾华侨文艺工作者协会”和“菲律宾华侨文艺青年抗日反奸同盟”( “文反”) 更是有影响力的菲华文学社团。这些社团组织文学青年通过菲华报刊或自办文学刊物发表文学作品，开展对敌斗争，在抗战时期和国共内战时期表现得非常活跃。

　　1946 年之后，随着左派报纸遭打压退出菲华社会，一些进步的文化人亦离开了菲律宾，留下来的也只能沉默以对，不再发声。这以后文学界的笔战，多回归文学或文化的本体的讨论，而少有关涉政治之辞。例如 50 年代，在《公理报》“晨光”副刊上爆发的许冬桥、白雁子等人与自由诗社庄垂明、南山鹤等人为白话诗问题发生的笔战，持续一个多月; 60 年代初，《侨报》《大中华日报》《公理报》《新闻天地》《华侨周刊》菲律宾版就《大中华日报》主笔邢光祖是不是“文抄公”展开的一场笔战，亦属此类。

　　1968 年 1 月 7 日，《华侨周刊》发表朝气、洪炉、钢流《给爱好文艺写作青年的一封公开信》，批判菲华文艺界的不正常现象，指出菲华文艺控制在一小撮人手里，以名利来引诱年轻人，达到个人目的。他们号召文艺青年写出一些有血有肉、为华社服务的文艺作品，“只有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作品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文艺作品。只有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作品，才是能最长久存在着的文艺作品。”这封公开信引发了一场将近三个月的大讨论，《大中华日报》《华侨周刊》两大报纸成为交锋的主战场。有意思的是，这场讨论的发起者毫无疑问是受到中国大陆“文革”思潮的影响。而这也恰恰成为论战对手抓获的把柄，《大中华日报》副刊“文华”版发表署名文章，指出他们的观点是受到中共的影响，有政治目的。这个大帽子一扣，论战就不能继续进行下去了，最后草草收场了事。

　　此后像 1986 年下半年围绕施颖洲中译本的黎萨尔《我的诀别》，在《联合日报》的“艺文”月刊与《菲华文艺》等报刊上就中译本的严谨性问题展开的论战; 同年菲华作者一泓与柯又格、晓华与斯文、钟艺与黄信怡等在《世界广场》上捉对厮杀，就对方文章中出现的笔误和错别字问题展开的论战也打得不亦乐乎。有的笔战已经陷入人身攻击的泥淖，论战的主题格调乃至文格都降得很低，实为不该。

　　以往菲华笔战之激烈，双方之不依不饶，皆为书面记载以及托于别人的口述，而 2006 年 7 月《菲律宾华文报史稿》在马尼拉发行之后引发的一场激烈论战，则是笔者亲历并最为难忘的。2005年菲律宾《世界日报》社几位领导和菲华专栏作家吴建省等来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商谈合作撰写《菲律宾华文报史稿》事宜，该书于 2006 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并于 2006 年 7 月 8 日在马尼拉举办了首发式。7 月 19 日，菲华杂文作家钟艺即在《世界日报》竞争对手《菲华日报》上发表评论文章《“公报私仇”，胡编历史》，指出《菲律宾华文报史稿》第 325 页至 336 页，系由菲华专栏作家吴建省撰写，该部分内容罗列了不少文坛曾经发生的笔战事情，而这些笔战中不少是吴建省亲自参与的，由他自己来述评很不适宜。钟艺认为在吴建省的笔下，自己完全成了反面的教材人物，这与自己跟吴君多年恩恩怨怨的个人关系有关，认为吴君表面上是在叙事，实质上是在公报私仇，意图把钟艺“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7 月 21 日《菲华日报》再刊发阿得《钟艺诉说不平》一文，认为钟艺跑到《菲华日报》上来诉苦，“必然是有他的依据”，《世界日报》组织撰写《史稿》是“闭门造车”，“误导读者”。

　　7 月 22 日《菲华日报》又刊发了柯辛芳的文章《替钟艺先生说几句话》，认为吴君“真是私心太重”，钟艺确实是“由于艺高胆大，竟招人之忌，把功劳给抹杀掉。”

　　面对如潮而来的质疑和攻击，吴建省以“江桦”为笔名在《世界日报》大广场发表了《答钟艺的几个问题》，分别就“笔战”值不值得进入《史稿》问题、钟艺《同化与菲华裔的情势》一文是否“严重与事实不符”等问题一一作了论证，文章引证资料详实，洋洋洒洒一个整版，直可以作为一篇考据文章来读。

　　7月 27 日《菲华日报》再刊发王文檀《是“歪曲”还是“想当然”———从局外人的角度评〈答钟艺的几个问题〉》一文，对吴建省的回复进行批驳，指出《史稿》中吴建省关于《商报》《大众论坛》的评介不以现存资料为准则，而采用道听途说之语，确有遗漏欠准确之处。这场笔战的结果，是钟艺愤而辞去《世界日报》专栏作者，以示抗议。这场笔战不但在菲华报刊界展开，而且“战火”烧到了厦门大学，因为厦门大学几位学者参与了编写《史稿》工作，而且厦门大学朱崇实校长还为《史稿》作了序，因此笔战双方都把所发文章寄送给朱校长先生，显然有要朱校长秉公评理之意。

　　四、维护华社利益与报刊论战

　　维护菲律宾华人族群的利益，为华社利益鼓与呼，这是菲华报刊一百多年来最大的“政治”。

　　每遇损害华社利益的事件发生，菲华报刊都会充分发挥华社喉舌的作用，成为为华社维权的舆论先锋。而“大事件成就大媒体”，菲华报刊亦在为华社维权的舆论战中顺势弄潮，不断发展壮大。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美菲当局对华侨商业接二连三出台诸多限制、压榨政策，从“禁米条例”到“西文簿记法”，再到“内海航运法案”和“民族经济保护协会( NEPA) ”，华商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在一系列的抗争中，菲华报刊发挥了强大的舆论喉舌作用。1921 年 2 月，美驻菲总督哈里森把“西文簿记法”( The Bookkeeping Act) 提交菲律宾参议院讨论。该法案核心内容是: “任何个人、商店、公司或社团，在菲律宾经营商业或工业或其他种事务，均须用英文、西文或任何一种菲律宾文字记账，否则认为违法。”这是一个刻意打压菲华商业的法案，一但付诸实施，数以万计小本经营的华侨店主可能会因不懂英、西或菲律宾文，又无力外请专职记账员而停业，并形成对整个华文文化的打压。生逢其时的《华侨商报》“充当菲华族群喉舌，锋芒初露，不负众人所望，发挥其功能，完成了使命，因而奠定其地位。”

　　在中华商会和菲华各界强大的舆论抗争下，美国最高法院最终在 1926 年 6 月 7 日宣布簿记法违反宪法。

　　抗日战争期间，菲华报刊开始转为对敌伪战斗的言论阵地。许多报人和报社转入地下，秘密出版抗日报刊，先后不下 10 余种。其中《华侨导报》《侨商公报》等，为进步社团“抗反”“华支”“商抗”创办，《前锋报》《导火线》《大汉魂》等则为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地下报刊，这些地下报刊影响广泛，在动员和组织华侨投入抗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抗日战争起到了重要的鼓舞与呼吁作用。

　　以《华侨导报》为例，之所以出版这张地下油印报纸，就是因为“抗反”“看到出版一种正确报道国际形势、揭穿敌奸阴谋、打击失败投降论调、鼓励侨胞起来斗争的秘密报纸非常必要。这种秘密报纸无疑将是鼓励侨众、沟通侨众、组织侨众的利器，是打击日寇汉奸的有力武器，对抗日运动具有推动机的作用”。

　　自创刊起，《华侨导报》发表了一系列鼓励侨胞反抗日寇残暴统治、揭露伪华侨协会面目、揭露日寇保甲制度阴谋等言论文章，强有力地推动了菲华社会的抗战。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菲律宾针对华侨的排外法案层出不穷，1954 年菲律宾国会通过“零售商业菲化案”，1960 年 7 月 18 日通过了“米黍业菲化案”。这其间，《华侨商报》代表华社利益发表了大量为民请命的言论。正如该报所刊《谁在阴谋分化侨社?》一文所言: “我们记取这( 零售商业菲化案) 悲惨的经验教训，因而，在米黍案被通过后，我们不得不喊出了自救的战叫，我们希望，用我们这唯一的武器———笔杆，来激发、发动全侨的力量，跟当局配合，积极加强和推动我们的抗争工作。”

　　这番言论可以看出《华侨商报》对侨社利益的担当。由于认为商总在抗争“米黍业菲化案”等方面不力，《华侨商报》把舆论矛头直接对准了商总。

　　1961 年初，菲国会众参两院通过了《劳工菲化案》，商总出面抗争，希望对这项法案进行修改。但《华侨商报》认为修改无益，总编辑于长庚以“超森”笔名连续发表《束手待毙》《争取修改不是办法》《再谈劳工菲化》《修改是自取灭亡》等文，对商总提出批评。商总秘书长邓英达撰文反驳，双方发生一场激烈的笔战。《侨报》等报纸亦加入战团，发表了《论商总秘书长与商报主笔之笔战》等文章，一时轰动侨社。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华报专栏如雨后春笋，有些言论非常尖锐，不畏权贵，引起读者注目。笔战是 90 年代菲华文坛常事。”

　　菲华社会的笔战既有“兄弟阋墙”的“内战”，亦有一致对外的“抗战”。2001 年初，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的华裔密友爆出股票交易丑闻，同时爆出澳门何鸿燊计划到马尼拉开赌场的消息。《马尼拉旗帜报》《菲律宾询问者日报》《菲律宾星报》等英文报纸连续刊文大加挞伐，指出埃斯特拉达声望之所以不断跌落，就是因为他太亲近华人。菲律宾著名作家尚尼·扶西在《何鸿燊与某些反菲华人》中声称: “我不会像越南人那样主张将华人驱逐出去，也不会像泰国人那样要他们改名换姓，更不会像印度尼西亚那样号召发动反华暴乱，但是，如果亲菲律宾就意味着反华，我就选择强烈反华。如果有朝一日受歧视的菲律宾人忍无可忍，成为排华的暴徒，那是华人咎由自取。”《菲律宾星报》专栏作家赵多洛·敏勒诺在《何鸿燊症候》一文中更直言不讳: “我们心里的感受已接近发泄的边缘，总统身边的华人已让我们忍无可忍。”

　　针对菲律宾英文报刊出现的反华言论浪潮，菲华报刊奋起反击。《世界日报》和《商报》全文翻译转发了尚尼·扶西的反华文章，与之展开论战。《世界日报》于 2 月 14 日在“看时局”栏目刊登《寄望菲华各界举行恳谈会》的评论，推动菲华商联总会举行化解排华暗潮座谈会，并于 2 月 17 日“看时局”栏目刊发《一石激起千层浪──肖尼·扶西这家伙》和《立足菲律宾，前进一大步》等文章。《商报》和《菲华日报》也连续几天刊文批驳菲律宾英文报刊的反华文章，在华社形成了一波激愤热烈的舆论潮。菲华报刊营造的这一舆论氛围不是愤青式的，而是充满理性思考的，像《世界日报》刊发的《华社应严于自律》，就指出华社也应该自省自律，华社应该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

　　2004 年，菲律宾国营娱乐博彩公司拟在华人区王彬街开设赌场。为了抗议赌博这一邪恶现象落地华人社区，同年 9 月 24 日，马尼拉华人小区爆发声势浩大的反赌示威游行。华文报纸敞开版面，大幅刊发各华人社团反赌博的严正声明，并广开言路，刊发大量华社人士的声讨文章，呼吁:“决不让邪恶的现象在华人区生根! ”“我们不需要污染我们的居民及下一代来筹集政府资金! ”示威活动在马尼拉产生了巨大影响，最终导致赌场流产。

　　应该说，在一次次维护华社利益的笔战、舆论战中，华文报刊催醒着华社的主体意识、族群意识，凝聚华社不断走向团结，走向发展。

　　结语

　　埃德温·埃默里和迈克尔·埃默里在《美国新闻史》中说: “报纸是靠议论纷纷才能兴旺发达起来的———只要它能够自由地参加讨论，哪怕自由的程度不大。”菲华报刊的论战传统百年不辍，对菲华报刊的发展贡献甚伟。即使是菲华报刊的相互攻讦，也客观上促进了菲华报业的发展。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面对战后民族主义思潮对华侨的压迫，《华侨商报》发表一系列的文章阐述“融合”而非“同化”的主张，让华人成为菲律宾国家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但这一主张被国民党台湾支部视为异端邪说，并发动所属报刊围剿这一主张。笔战的结果正如有学者所言: “在言论自由的社会，报纸发动言论围剿不同立场的报纸或作者，结果往往帮衬了对方，……这种现象在中国近代历史，已是屡见不鲜，三十年代国民党帮闲文人对鲁迅的围攻，锻炼出一个大文豪。中国国民党驻菲总支部党报指控《华侨商报》变化‘中间偏左’和‘数典忘祖’，为中国大陆作宣传，并在报章上大做文章，实际上，它们向其读者为《华侨商报》作义务宣传，……《华侨商报》的读者像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在全菲华文报里，《华侨商报》的发行量终于雄居魁首。”

　　《世界日报》言论版《世界广场》创刊后的第一场笔战就是钟艺《错字连连难卒读》一文引爆的，《商报》有一位董事就评论认为：钟艺发起的这场笔战给《世界广场》起了宣传效应。

　　菲华报刊论战同时也锻炼了华社的言论队伍，把散兵游勇式的言论写作人员集中起来，这支言论队伍又反哺了菲华报刊的发展。不仅如此，菲华报刊论战吸引着华社侨众的视点，集中到论战的问题上来，获得了最佳的传播效果。当然不可否认，菲华报刊的笔战也是菲华社会山头众多、门户之见深重之体现，以至于在一些报刊笔战中出现相互攻奸死缠滥打的现象，甚至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导致华社内部矛盾上升。但这终归属于“兄弟阋墙”，当遇到维护华社整体利益的时候，菲华报刊舆论会表现出空前的一致对外，共同为维护华社的利益而战。

　　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杜威( John Dewey) 在谈到社区与传播两者之间的关系时说: “‘公共’、‘社区’和‘传播’这几个词之间不仅只是一种字面上的联系。人们凭借他们共享的东西在社区中生活; 传播是他们得以拥有共享的东西的方式。”

　　从整个华社的发展来说，论战激发了华社的社会活力，论战使人们在共享一些东西的同时，凝聚着华社人心，也传承、播散着中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