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抗日】菲岛云烟 （林林著）
菲 岛 云 烟
林 林 著
编者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菲律宾华侨地下抗日报刊《华侨导报》创办人，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华支）队员林林（原名林印山）所著《菲岛云烟》，于2017年5月19日华支建军75周年之际正式发行。“菲龙网”特此全书转载，希望能让更多读者了解菲律宾华侨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贡献，以及菲律宾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的“过命交情”和兄弟情谊。
本书详细介绍了1941年，廖承志指派林林作为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的代表，前往菲律宾办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后来领导创办了《华侨导报》。从1941年年起至1945年年日本投降，林林与当地人民并肩抗击日本侵略军，出生入死，屡历险境。一次他们的游击队在山村驻扎，遇日军搜索，他躲进了玉米地，日军架起机关枪扫射，密密的子弹从身边穿过，他险些遇难。一次他在和俘虏谈话时，又差点被日本人拉响的手榴弹炸死。在人们印象中，林林是温文儒雅的诗人和学者，殊不知他还曾打过游击，战斗在异国他乡的高山密林中。
奔赴马尼拉
皖南事变后，我们到了香港。有一天，廖承志同志来找我，笑吟吟地说：「有件事要同你谈谈。」
我同廖承志很熟悉。我们在广州《救亡日报》工作时，他常到报馆来，谈些时局动向，也写些稿。后来，《新华日报》广州发行所在哥伦布酒店举行纪念会，颇有一番盛况，我也应邀参加。在会场一会儿，就感到气氛很紧张，有人跟我咬耳朵，说有国民党特务份子要在会上捣乱。听了这话，我不知如何是好。想不到廖承志在主席台上从容不迫地说明这次纪念会的意义，接着指出有人要来这里生事，我们不是没有准备的，奉劝他们收起来为好。轻轻几句话，就把要捣乱的家伙镇住了。有一次，他跟我讲在他红四方面军时被人诬为蒋介石特务，差点被张国焘以什么名义呢？ 」他停了一下，让我思路跟上他的节拍，「就以孙夫人宋庆龄女士的名义。孙夫人是保卫中国同盟主席。我们需要在南洋扩大抗日宣传，以便团结广大华侨，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你和张敏思作为她的代表去马尼拉，我征求过她的意见，她同意了。」
「我负责得起吗？」我怯怯地问。
「按照周恩来同志指示，就按《救亡日报》那样的方针办就行。你可以，没问题。」他好像怕我会反悔似的，强调说，「你这工作，周恩来，宋庆龄都同意了，不要再说了。」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连贯同志帮助办理赴菲手续。我和张敏思马上开始准备，不久乘船出发。临走时也没想到去看看孙夫人，压根儿没想到——作为她的私人代表，去看她一次是完全应该的。五六十年代，我在对外友协工作，她是对外友协的名誉会长，经常陪她会见外宾，我竟也没想到跟她重提往事。
马尼拉没有高楼大厦，没有煊赫的名胜古迹，乍一看，像一座旷野中临时拼凑起来的集市，专供过往商旅寄宿似的。西班牙古城、圣地亚哥古堡等等，很久很久以后才知道。总之，我们匆匆地来了，来到这世界大城市之一的东方都会。未来的日子令人神往，心里却忐忑不安。
前来迎接我们的，是一个名叫杨振志的美范印务馆干部，中等身材，个子不高，穿一件当地人夏天常穿的短袖衬衫，显得很朴素。他说他受组织委托来接待我们，带我们办了入境手续。我注意到，他似乎比我大一点儿。
杨振志把我们安顿在市区一间简陋的民房里。
《建国报》的许敬诚最先跟我联系。 《建国报》是由一群进步人士编辑发行的，高举团结抗日的大旗，自一九四零年五月一日创刊之后，在马尼拉以及菲律滨群岛各地很有影响。许敬诚任建国出版社社长兼《建国报》总编辑。总编部负责人杜埃，一九三七年广州中山大学毕业生。美范印务馆的经理是洪雪立，副经理是许振文和上面提到的杨振志。这两个单位合作出版《建国报》，共同维护这个非常重要的实体，因此一开始就受到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积极支持，先后派遣了洪雪立、杜埃、梁上苑、罗理实、麦慕平、张敏思与我等人前往协助工作。我当时不知内情，把廖承志打报告，周恩来批准的经过告诉他。许敬诚听完笑着说：「欢迎欢迎，以后我们就一起工作了。」
许敬诚是应该好好写上一笔的。他一九零五年出生于福建福建晋江县，原名许立，在国外时才叫许敬诚。一九二五年起定居菲律滨。此后从事职工运动，经常奔走于菲律滨和祖国大陆之间，结识了关向应、恽代英、周恩来等。我们认识时，他已是菲律滨华侨的领导人物，在华侨社会很有声望。从一九三八年上半年起，他先后发起组织了菲律滨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简称「劳联会」）和菲律滨华侨店员救亡协会（简称「店救会」），被劳联会推为顾问。这以后，他以这个名义，依靠这两个基本群众组织，广泛团结华侨各界，共同支援祖国抗战。也从这个时候开始，菲律滨华侨在抗日战争中的每一个重大事件，都与许敬诚这个名字分不开。
以后我们有过多次接触。不久又认识了李炳祥，那时他化名李永孝在马尼拉进行活动。李与许同岁，出生在马尼拉，原籍广东中山县，十七岁回国上学，一九二四年进上海大学社会系，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有联系。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经周恩来批准疏散到菲律滨，三十年代起与许敬诚共同从事职工活动，并成为他的得力助手。除了掌握菲律滨他加禄语，他还学会了英语和西班牙语，为参加各种进步活动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我仔细考虑自己的处境。 《建国报》的宗旨、目标，无疑与组织上给我确定的此行目标是一致的。他们的干部配置已经就绪。 《建国报》和建国出版社是民众捐款筹办的民间机构，工作人员不拿工资，仅从发行收入中解决吃饭问题。因为干的是抗日，大家同心同德，从中体味出一种寻常人体味不到的快乐，获得精神上极大的安慰和鼓舞。来到马尼拉最初的日子，我一直穿梭在大街小巷之间拜见一些朋友，以便早日对自己的工作做出安排。
但我很快发现，所谓「工作安排」，只是沿袭了从祖国大陆带去的一个概念，而且仅仅是革命队伍中的概念。当组织无法安排时，你便只能自己安排自己。那时我想，《建国报》稿源较差，团结对象面不够广，跟周、廖的指示有些距离。我虽然与那几位一样，是奉派来到此地，但我顶着「宋庆龄个人代表」的名分，行事须加谨慎。经与许敬诚等商量，他们也认为，我先安顿下来，学习一点菲律滨历史和菲律滨华侨史为好。过去接触少，所知不多，必须努力学习。于是我找来一些书，能弄来的尽量弄来，一有空就埋首书堆，渐渐地我有些心得了。有感于中国人对菲律滨历史不大注意，我便写了一些散文给《建国报》发表，取用笔名杨墨，记录一段在菲律滨的岁月。
菲律滨华侨的抗日救亡组织
长期以来，许敬诚、李炳祥一直从事职工运动，在华侨各行业中建立工会，最后联合起来组成总工会。九一八后，他们把职工运动与抗日运动结合起来，经常在总工会、青年工人俱乐部等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并出版刊物，开办工人夜校，建立球队，组织文娱活动，以便联系工人，团结群众。沉尔七、王西雄、尤鸿源等筹组的「民武会」（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菲律滨分会）在七七事变后组织「义勇队」（菲律滨华侨救国义勇队）回国参加新四军，叶挺将军专门举行茶话会表示欢迎，勉励大家英勇杀敌。自那以后，回国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的旅菲华侨不断增加。他们当中有一个在华侨中学半工半读的学生王寄生，一九三七年来到延安，一九三八年进抗大学习，一九三九年到太行山，以后一直在部队从事文化工作，成为著名的军旅作家。他就是《兵临城下》的作者白刃。
来到马尼拉不久，我隐隐感到菲律滨华侨社会中弥漫着浓重的抗日情绪。仇恨侵略者，抗击侵略者，与侵略国划清一切界限，已成为大家的共识。有一次上街买牙刷，看见店门旁贴着一幅抵制日货的标语，不大，但很醒目。报纸刊物上，经常看见抗日救亡的消息和文章。朋友见面，很快就切入抗战的话题。电影院不时上演战时题材的影片。歌咏会上，《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长城谣》《黄河颂》《延安颂》久唱不衰，小型歌剧《流亡三部曲》《热血》《黄河之恋》已经成为保留节目。
马尼拉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日趋高涨。他们飘洋过海来此安家，有的已经干出了眉目，有了一份大小不等的家业；有的正在奋斗之中，前途未卜。华侨是勤劳的，艰难困苦等闲事；华侨是爱国的，对祖国怀有深厚的感情。与祖国母亲精神上、感情上的这种联系，使他们牢记自己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以此维系华侨社会，保持着强大的凝聚力。祖国母亲受欺凌，菲律滨华侨当然不会答应。
来到马尼拉，我从许敬诚、李炳祥口中知道了「劳联会」和「店救会」。菲律滨华侨社会基本上是一个从事商业和小型制造业的社会，各种社团组织很多，到七七事变前已有二百多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侵略东三省。十一月二十六日，在马尼拉成立了菲律滨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菲律滨华侨援助抗敌救国委员会（简称「抗救会」）七月十一日在马尼拉成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热潮。接着，各进步文化团体在十朋成立了菲律滨华侨文化界抗日救国会（简称「文救会」），领导和组织爱国文化界人士，宣传抗日主张，反对妥协投降，促进国共合作，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全菲华侨以各种方式报效祖国。而同年八月前后，在许敬诚、李炳祥等指导下成立的菲律滨华侨学生救亡协会（简称「学救会」），团结全菲爱国华侨学生，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八年诞生的「劳联会」和「店救会」，把菲律滨华侨职工运动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华侨工人、店员，以及社会青年等劳动群众，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经受锻炼，觉悟不断提高，队伍不断扩大，逐渐成为华侨社会中最有组织，抗日最坚决的中坚力量。
北撤——南进
我们正在静观事态发展，突然一声霹雳：十二月八日，日本人侵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珍珠港事件改变了太平洋的军事态势，日军频频出动大批飞机轰炸菲律滨各重要军事基地和海港。大轰炸后，日军先后在棉兰老岛等地登陆，占领了纳卯（Davao）、黎牙实比（Legazpi）等城市，沿八打雁（Batangas）向北推进。与此同时，另几拨日军在吕宋岛林加延（Lingayen）湾、阿帕里、维甘（Vigan）等地登陆，与南面日军对马尼拉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中吕宋和南吕宋交通线上的重要市镇纷纷陷落。十二月下旬，美军军部撤出菲律滨。十二月二十六日，美军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城市」，让马尼拉向日军敞开门户。战局急转直下，整个华侨社会人心惶惶。
大敌当前，以「劳联会」为首的华侨团体联合组成菲律滨华侨抗日护侨委员会（简称「抗护会」），许敬诚担任主席，迅速开展了各种适应战时需要的宣传组织工作，以安定人心，准备斗争。当务之急，是组织广大侨胞尽快进行疏散。
形势十万火急。马尼拉市区华侨居民过于集中，日军进城后极可能进行大屠杀。特别是各抗日团体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平时出头露面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最容易遭受敌人迫害，因此必须尽快疏散到农村。许敬诚、李炳祥等人和我的思想非常明确，中吕宋是菲律滨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地区，可以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南吕宋农村也是藏身的好去处。许敬诚为此同菲律滨工会、农会多次磋商，受到后者的热烈赞同，立即通知有关地方农会派人护送。
很快汇集了数百人，这是菲律滨华侨社会的精英。这些人被分成两部分，身体较差的去南吕宋，身强力壮的去中吕宋。南撤一队一百人，由吴锦南、王西雄分批带领。北撤中吕宋的三百多人，需要比较严密的组织，因此设立了总部、下设中队、小队，分批乘车来到布拉干（Bulacan）省梅交亚烟（Meycauayan）镇附近集合，然后以中队为单位由向导引路北进。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日马尼拉陷落，此时我们已经脱离险境，正分别在北撤、南进途中。
我在北撤一路。三百余人集体行动，停停走走。重要交通线都有日军巡逻，不能走大路，只能绕道山村小路。有敌情就夜行晓宿，穿过敌人封锁线时格外小心。大家严守纪律，不讲话，不抽烟，边走边传口令。转移到新地方，就派人站岗放哨。沿途居住的都是菲律滨人，我们人地两生，语言不通，不了解风土人情，生活也不大习惯，我们还受到土匪和歹徒的袭击，幸而损失不大。我们的给养，全由当地人负担。菲律滨全国农民协会领导下的农会会员，对远道而来的华侨亲如骨肉，让出最好的地方，拿出最好的食物，并派人四出打听敌情。我们沿途都有农会干部带路。当时正是西瓜丰收的季节，农会组织从四面八方给我们运来一车又一车西瓜。
北撤路上，我跟一个菲律滨医生在一起。他被我们称为博士，是高级知识分子。我有两本书，用纸包好埋在他家院子花丛下。一本是《游击战术》，另一本是罗瑞卿写的《部队政治工作》。后来回到马尼拉，从博士家花丛中挖出，仍完好如初。
尤鸿源一路陪伴我，他小我十岁，是「店救会」组织部长，会说菲语和英语，非常精明。北撤期间他负责安排三百多人的住宿、吃饭，还要挑选精干可靠人员做向导，任务极为繁重。
我那时的身份很特殊，是不公开的。北撤时，从香港来的梁上苑还问我：「你单位不照顾你？」我不便作答。
我们一行人经过半个月的艰苦跋涉，一月中旬抵达目的地——邦板牙省（Pampanga）干达巴镇（Candaba）的曼地利村（Mandili），受到菲律滨全国农民协会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当地还召开了群众欢迎大会，把我们安排到附近村落的农民家中食宿。我与尤鸿源在一起，就近住进了一户农民家里。
李炳祥与我同路。他北撤途中的经历，相当丰富。
「大队人马来到布拉干，听说日军从北南下，逐渐逼近。为了弄清情况，我便出去侦察。」李炳祥在邦板牙河边跟我谈他的遭遇——
「我离开驻地，从山间小路转出公路，刚露脸，就被日本哨兵发现了。他大喝一声叫我站住，端着枪过来搜查，没发现武器，才放开我，但不许我从原路回去我不得已向前走了一段，离开公路藏到椰树林里，准备天黑再穿过大路与大队会合，但必须通知大队立即离开草房。
「我找到一个菲律滨小伙子，请他帮忙。他在犹豫，我便拿出一枝自来水笔做酬劳。自来水笔真管用，只在眼前一晃，他便满口答应。等到天黑，小伙子回来说，草房里的中国人走了，我向老乡打听，他们走的是竹林方向。」
实际上，李炳祥出去侦察时，当地乡民前来报告，公路上出现日军，十分紧急。我们闻讯，大队人马迅速离开草房，由菲农民协会领导人卡斯蒂柳和向导引路，穿过竹林向北撤走，留下医生等候李炳祥回来。
「当天晚上，我和那位小伙子回到草房，却找不到人。他带我穿过竹林，前面聚集了不少菲律滨老乡。老乡说，竹林里有个医生，正在找中国人哩！小伙子引我返回竹林找到了医生，但与大队人马失去了联系。」
「很紧张吧？」我问。李炳祥在胸前划十字。这是个下意识的动作，他在与日本人打交道时，常用划十字来迷惑对方，让日本人相信他是天主教徒，是遵纪守法的大大的良民。
「不紧张，」他回答说，「我们出发前商定，你还记得吧？北撤的最后目的地是新怡诗夏省或邦板牙省农民运动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我估计大队已向北转移。为了避开敌人，我和医生决定绕道描打安省北上，便乘小船横渡马尼拉海湾，在奥拉尼（Orani）登岸，由那北行转入邦板牙。那时日军正沿着邦板牙和布拉干向马尼拉推进，我们两人从田间穿过公路时又被发现了。
「那是几个日本士兵，围过来搜查。我们扛的面粉袋里装有粮食。我说我是老百姓，出来找粮食。村里没粮了，快饿死人了。我出来好不容易找到这点点，请老总行行好。我们的打扮是当地老百姓最普通的打扮，土里土气，日本兵相信了，却要我们俩跟着走。我问到哪里，我家里等着我哩！他说别废话，给我们看马。正在理论，一个军官模样的过来看了看，可能觉得是个累赘，下令释放，挥手让我们走开。
「我们如释重负，迅速走向佛罗里达‧白冷加（Florida Blanca）。先期到达阿拉悦山的许敬诚、罗理实（李实）、王汉杰（黄杰）等知道了我们情况，便派交通员把我们接过去。 」
阿拉悦山：抗日根据地
干达巴地区位于邦板牙、新怡诗夏和布拉干三省交接处。邦板牙河流经这里，由此向南注入马尼拉湾；西北有一座孤立的高山叫阿拉悦山（Aragat），山上树木茂盛，与东面的干达巴广阔的沼泽地连成一片。这一带有森林和沼泽，远离中心城市，地处偏僻，做抗日根据地正合适。北撤的这支队伍，本来就是准备去农村搞武装斗争的。到达目的地，总算找到了一个暂时安全的落脚点。
当时日军已占领了整个吕宋岛，时常从邦板牙省省会仙彬兰洛市派出小队到乡村巡逻，有时还逼近我们落脚的地方。形势严峻，迫使我们从速作出决策。
为了迎接新的战斗，菲律滨华侨组成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我们几个从香港来的人成立特别支部，简称「特支」。在「特委」中，我当宣传部长，从一开始当到日本人投降。洪雪立、麦慕平先后担任组织部长。书记谁当？我和洪、麦都是从香港来的，我说，书记还是由当地的同志来当比较合适。第一任吴锦南，第二任余志坚（蔡建华），第三任林季良，后来都是华侨抗日武装「华支」的中坚。
在阿拉悦山驻扎下来之后，地下抗日组织于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二日成立菲律滨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四月十九日创办《华侨导报》（简称《导报》）。五月十九日在中吕宋建立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简称「华支」）。这三个组织后来成为菲律滨华侨抗击日寇的主要力量。在这之前，根据「抗护会」高级干部会议的决定，开办了华侨军事、政治训练班，培养了一批军政干部，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做了军事上、思想上的准备。 「抗护会」主席许敬诚，「抗反」成立后仍任主席，他的远见卓识、积极热情、英明果敢，为菲律滨华侨武装抗日战争谱写下辉煌的一章。
这些决策，事先都在领导层会上讨论过，最后取得了一致意见。我们中好些重要成员，曾在国内参加过新四军，参与过国内抗战，取得了一定的经验。这些经验，对「抗反」、《导报》和「华支」都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朱德的《论抗日游击战争》等著作，已在华侨抗日分子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华侨在中吕宋山区高高竖起武装抗日大旗，在菲律滨近代历史上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华侨抗日团体的团结合作，以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一扫弥漫于马尼拉和吕宋岛上空的悲观气氛，给被日寇铁蹄蹂躏的岛国注入新的活力。英雄何塞‧黎萨尔的子民到底是英雄的子孙，毅然组织起菲律滨民众抗日武装与华侨武装一起战斗。
我还想说，我们在菲律滨那些日子的全部行为，都是为了抗日这一目的。那些日子是极度艰难的，我们采取的一切方式都没有违背初衷。阿拉悦山终于确立了她的武装抗日根据地的地位，直至日寇投降之前，一直鼓舞着菲律滨惨遭涂炭的生灵。
「华支」：从劳青山燃起的烈火
日本偷袭珍珠港后，马上向东南亚各国发动进攻。第二年一月二日占领马尼拉。五月，菲律滨全境沦陷。日军所到之处，对当地群众，特别是华侨，进行残酷镇压，逮捕四十多名华侨团体的领袖，残杀不肯附敌合作的《华侨商报》社长于以同等一大批爱国侨胞；甚至不顾国际公约，公然杀害了中国驻菲律滨总领事杨光泩、领事莫介恩、朱少屏等外交官。沦陷区的华侨，在日军铁蹄下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受尽政治迫害和经济掠夺，于是奋而成立了几个地下组织，即菲律滨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简称「抗反」） ，华侨战时血干团（简称「血干团」）华侨青年战时特别工作总队（简称「特工总队」），华侨青年战时迫击团（简称「迫击团」），抗日除奸团（简称「抗除」）和抗日义勇军（简称「抗义」）等等，进行抗日活动。这些组织，以「抗反」影响最大，活动范围遍及全国。
「抗反」是「抗护会」领导下的一个群众组织，从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初，建立分盟、支盟五十多个，盟员和组织遍及全菲主要城市和地区。
「华支」是「抗护会」领导下的军事组织，成立时只有五十二名队员，全部武器配备只有七支火枪和两支短枪。但就是这五十二条汉子，九件简陋的武器，却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发展成一支威武雄壮的抗日武装。三年来，「华支」一直战斗在山林丛莽、平原水泽之间，包括中、南吕宋十四个省份，作战二百六十多次，歼敌两千多名，近百位华侨战士献出了生命。
「华支」在布拉干省与邦板牙省、新怡诗夏省交界的地曼地利村树林里诞生，成立不久即开往描打安半岛，寻找美菲军战乱中丢弃在荒山树丛里的武器弹药。途中路过阿拉悦山腰，与菲民抗军第三支队一起袭击麦牙冷社；往西到了描戈洛社，在马里哇路村惩办伪奸。七月初来到目的地劳青山进行休整。
队伍经过整顿，「抗护会」委派黄杰担任队长，蔡建华任指导员。队伍扩充至七十八人，编为两个排，由吴紫清和黄自新分别任排长。
一九四二年九月，「华支」离开劳青山，参加菲民抗军发动的雨季攻势，主要任务是进行公路伏击战，袭击仙未讫（Mt. San Miguel）公路上的敌军的运输车队。从「华支」临时驻地甲标社的石冷村（Saklang）走到仙未讫公路要花三个小时，时值雨季，道路泥泞，加上夜间活动，伏击相当困难。 「华支」在这段时间出动十多次，大多获得成功。有一次阻击日寇增援部队，战斗持续二十多分钟，就击毁敌人军车三辆，歼敌十多人，我方无一伤亡。
十二月初，雨季结束，「华支」从石冷村转移到申尼毕村（Sinipit）。敌寇在各城镇普遍建立伪政权和保甲制度，并改组伪保安队，分驻中吕宋各村，专门对付游击队。与此同时，在粮食收获时节，对中吕宋进行重点扫荡。十二月二十二日清晨，派出二十一架飞机轮番轰炸、扫射；接着，一千多名敌兵包围树林进行封锁。 「华支」与民抗军第四支队化整为零，于当晚冲破敌人封锁线胜利突围。
敌人扫荡时，张敏思和负责收听新闻广播的小组住在圣卡洛斯村（San Carlos）敌机轰炸时，他们把收音机等器材埋藏起来，人员分开隐蔽。村民让张敏思躲到村边一间屋里，关好门窗，嘱咐他不要出声，屋里有吃的喝的，随便取用，晚上来人带他转移。敌军在村外公路放哨警戒。黄昏时，两个日本兵进村，嚷着要「曼诺」（菲语，意思是「鸡」），来到张敏思躲藏的屋子门口，正想爬竹梯，隔邻一位老太太赶紧招呼说：「那屋里的人都跑了，我家有鸡。」抓了几只给日本兵。日本兵拿到鸡后，就到村外宰了吃。过了一会儿，有个老乡来找张敏思，说日军在公路旁吃饭，就带着他和负责收听广播的菲青年达定从村后穿过树林来到河边，那里有只独木舟。达定是农会主席的儿子，他让张敏思先过河。船刚到对岸，日军就向他射击。他迅速上岸跑进树林里躲进草丛。天亮时继续走了一段路，来到一间草棚，碰巧我和梁上苑正在那里收拾行装。只可惜达定留在岸边，被敌人捉住，后来被活活烧死。
干达巴一带是开阔的沼泽地，难于防守。一九四二年年底，「华支」转移到阿拉悦山区，那是面积几十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周围有几个小村庄。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二日，「华支」在干仑巴（Canunba）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消灭日军三十余人，从此威名远扬。
林中遇险
我住在邦板牙河边，屋后几十米处是一片玉米地。往前走就是阿拉悦山，山下有一片原始森林。
阿拉悦山区本来很平静。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日本军队从中吕宋西部林加延（Lin Gayen）海湾滩头入侵，占领了许多城镇，阿拉悦就不平静了。日寇烧杀掳掠，无恶不作，犯下了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阿拉悦山森林的东边邦板牙省的贫农佃农特别多，生活穷困，且有一定的政治觉悟，敢于挺身反抗侵略者。吕宋爱国团体组织的菲律滨抗日人民军与「抗护会」麾下的「华支」，便理所当然地得到当地群众的积极支持。
那时我们在阿拉悦山地区活动。我不懂当地语言，组织特派尤鸿源在我身边，他是福建晋江人，一九二零年生，在马尼拉当过店员，为人勤奋诚实，能讲菲语、英语，与我一同工作。阿拉悦山下邦板牙河边留下我们青春的足迹。
「华支」和中吕宋抗日武装日益壮大，给予日寇沉重打击。在游击活动区域的社镇，驻扎有大量敌伪部队，时常派出连队上山下乡搜剿游击队。我们频繁地接到敌情，战士们有时就在起灶生火煮饭时或正在开饭中迅速进入阵地。 「华支」战士们伺机杀敌，我们这些机关工作人员，只能隐匿起来躲避敌人。
有一次，日军前来搜索，我不假思索，立即离开村庄躲进玉米地。玉米那时长得很高了，我躲进时弄出一阵呼啦啦的声响。敌军知道里面有人，架起机关枪扫射，密密的子弹在我身边听起来好像大雨打芭蕉。等到枪声远去，我慢慢站起来，感觉刚才那一刻特别恐怖。
后来，菲方有人说，在村里住宿，容易被敌伪捣乱，不如树林安全，树林是天然隐蔽所。同时，不少人认为，敌军难以集结大量兵力围攻树林。
一九四三年春，抗日团体的许多部门，如经济部门、宣传单位等等都云集林中；「华支」和菲民抗军战士的身影也常在那里闪现。立春以来，反扫荡都是以这一带树林为中心展开的。随着军事行动的发展，群众的抗日活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中吕宋各乡镇村社普遍建立了乡村联合自卫队，负责为游击队提供粮食、情报和向导。自卫队还在树林里设立了临时医院，收容受伤战士。阿拉悦山麓是中吕宋抗日活动的中枢，早就成为敌寇的眼中钉，急欲拔除而后快。
三月五日清晨，突然传来轰隆轰隆的响声，十多架飞机在树林上空低飞盘旋，投下大量燃烧弹，弹片横飞，树枝断裂。我感到事件不妙，日军开始围攻树林了。
我顾不得其他物品，尤鸿源只带着一锅白米饭，找个林木密集的地方隐蔽。过些时候，日军进入林中，勾魂摄魄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一队日军从我俩藏身之处经过，背载的东西发出撞击的声音，幸而他们没有停下来搜索。
日寇在树林里抓不到人，便威逼当地村民进来高喊：「日军已走了，同志们出来吧！」尖厉的声音在林间回荡。鸿源处事谨慎，知道日军在搞阴谋诡计，说：「不能出去，那是骗术！」后来听说，有些出去的人都给日军抓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从林中带出来的一锅白米饭，填肚子还行，可是口渴难耐。晚上，我们偷偷摸回原来驻扎的营地，从土井取水，匆匆打了一桶，回到隐蔽处，黑暗中看不到水干净不干净，但是臭气冲鼻。原来是日本鬼子往土井里撒尿拉屎。没有办法，只好用随身带的开路刀砍断树木，用断枝的汁液润喉解渴。
直到三月十五日，菲方人员呼唤大家出来，日军是真的退走了。我们走出树林，当地群众热情接待，准备饭菜，放在芭蕉叶上请我们食用。我就以菲方习惯，用手指抓来吃，菜汤更是可口，林中的同志陆续出来，碰巧看到梁上苑，很高兴他也平安归来。庆幸之余，不免有一番感慨。在我的人生历程上，这十天的遇险，算是一次磨练。
部队突围后，大家非常担心留在树林里的几位领导人的安危。后来知道，许敬诚与菲友军一起突围时，不幸中弹受伤，当场昏迷过去。当时是晚上，敌人以为他死了，把他身上的一些文件和钱包拿走了。第二天天亮时，敌人从他身上搜去的文件中知道他是重要人物，急忙赶回去找尸体。许敬诚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之后，挣扎着爬着前行。一个菲律滨农民发现了他，就把他放在一头水牛背上驮到邦板牙河边一间草屋中隐藏起来。前去搜寻他的敌人一直没有找到他。
李炳祥和几位友军冲出第一道封锁线时走散了，一个人钻进巴公西吉村外的大草堆里待了两天，后来日军搜索时被捕，押到日军前线指挥部。由于七天没吃没喝，身体支撑不住，瘫倒在地上。日军给了他一些水和食物，然后就审问他。李炳祥一口咬定自己是有中国血统的菲律滨人，在马尼拉做土产生意，在去中吕宋收购西瓜和花生的路上遇到土匪。土匪把他绑在树林里，抢光了他的衣服与财物，只留下人头税票据，那上面的姓名叫Luis Lee Hin，证明他是马尼拉市居民。日军怀疑李炳祥的口供，就把他吊在树上，叫来一个台湾浪人，用闽南话审讯他。李炳祥假装听不懂，始终坚持说菲律滨土语——他加禄语。那个台湾浪人用脚踢他，拎起军用皮带狠抽他的头部，继续用闽南语进行审问。李炳祥仍然装做听不懂，不断地用菲律滨语祷告上帝，不断地胸口划着十字。台湾浪人拷问不出什么结果，日军就把他押到新怡诗夏省省会甲万那端关了一个多星期，仍由那台湾浪人继续审讯，还不时找些特务来辨认。日军最终也没有发现李炳祥的真实身份，最后只得把他和一些被关押的村民一起释放了。
我们事后了解到，这次日军出动五千人，伪警与保安队五千人，共万余，分五路进行扫荡。一路直接深入树林，发动正面进攻；另两路扼守邦板牙河各渡口，并派舰艇在河面上监视；另一路配有摩托车在公路上巡逻；再一路在外撒网形成大包围圈。在第四天，「华支」由当地民众做向导，从小路突围冲了出去。为解救林中的同志，游击队攻击离邦板牙省省会仙彬兰洛不远的墨西哥社，吸引敌军离开树林，多少起了作用。
这以后，我调离阿拉悦山区。尤鸿源仍留在中吕宋负责菲方抗日组织联络工作，不幸路过新怡诗夏省甲标社时，被前来搜索的日军逮捕。据当地的农民兄弟事后相告，他由于身带文件，被敌人认定是重要人物，严刑拷打。他始终保守机密，英勇不屈，日军刽子手用军刀一块一块割他的肉，鸿源怒骂不止，直到气绝。死后尸体又被日军斩为四段。这一天是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他年仅二十四岁。我得知亲密战友被敌寇残害，十分悲痛，写了一首诗作纪念：
英年不幸遇屠刀，壮烈牺牲人格高。
激发中菲同义愤，芟除暴虐更坚牢。
南吕宋山地
一九四三年四月，我和李炳祥到南吕宋，去协助菲方抗日社团开展农民运动和组织地下武装。
南吕宋没有高山峻岭，多是丘陵坡地，必须全心全意依靠老百姓。那里大米少，盛产地瓜，我们就吃地瓜。竹林里有一种动物，晚上发出「独高独高」的声音，大家以音取名，叫它「独高」。其实就是四脚蛇，是美味佳肴，便捉来吃。捉的办法很别致：蛇蜷伏着，捕蛇人渐渐靠近它，突然伸出一只手抓住蛇尾巴，举起用力摇晃。这时蛇身不能弯曲，捕蛇人迅速伸出另一只手，用拇指和食指紧紧夹住，从蛇尾一直捋至蛇脖。蛇一下子就瘫软了，乖乖就擒。
工作不太紧张。没定期活动，无所谓上班下班。许多工作刚刚开始，还未上正轨。中吕宋一搞，南吕宋不稳定，敌我双方都活动起来。
到了山地，郑文腾给我带路，我们很快成为好朋友。
郑是「抗反」总部派往南吕宋工作的干部之一，后来成为该地「抗反」总分盟领导成员，任务是「抗日反奸」，「开展地下工作，进行武装斗争」。南吕宋沦陷前，「劳联会」在描东牙示省有工作基础，其余两省（内湖省和地耶拔省）是新区，地形生疏，资金缺乏，许多情况不了解！华侨中存在「恐日」情绪，干部又是外来人，一时很难接近。 「抗反」总分盟于是采取多种办 法调查敌情、民情，以侨情为重点，以便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开展工作的重点地区。首先筹集资金，分散各地的「抗反」盟员，开办一些小型的椰油、肥皂工厂和土特产企业，以此作掩护建立立足点，然后开始进行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最后选择地耶拔省的卢塞纳市（Lucena）作为总分盟的活动据点。卢塞纳市是一个较易隐蔽，又便于和内湖、描东牙示等地进行联络的中心地区，在当地又有南吕宋农民协会的协助和支持，便于总分盟尽快开展工作。郑文腾的社会职业是做木材生意，娶了当地的菲律滨姑娘。
南吕宋山里没有高大的树林。一九四三年秋日军轰炸，我提起包裹随郑文腾出走。在山上，前方传来泼水的声音。往前仔细一看，是一个日本兵正在洗澡。他没发现我们，我们马上避开。走着走着，来到一个检查站。躲是躲不开了，硬着头皮向前闯。我说我是山里人，产品拿到马尼拉去卖。我包里有好些木屐，南吕宋的木屐遐迩闻名。日本兵不轻易撒手，绷着脸盘问，我不得已讲了几句蹩脚的日本话。他听了很高兴，可能以为我是什么「亲日派」，便挥挥手让我们过去了。
劳动的音乐
我在圣安东纽山地会见郑文腾的时候，他屈起胳膊向我夸耀他体力的壮健。他说：「这里不比中吕宋，没有现成的白米饭，事事得自己动手，我自己将谷子舂成米，经常运动运动，手力就这么大了。」山上农民舂米的方法，是用长约五尺的大树干，中间挖成凹形，木干削成两头槌形，手抓在细腰处，垂约二十余斤，一上一下地舂，的确很吃力，难怪郑文腾要向我一伸一屈地表演他的胳膊了。
我和郑文腾寄住的屋子，是一间蒲莉叶盖的草房子，房东是一对老夫妇。他们早出晚归，忙着一大片菠萝的农事，儿子去参加抗日游击队，白天家就交给我们了。我们在学习与工作之余，自己舂米、烧饭、煮菜。所谓菜，是常常摘取门前不远的柴薯叶，放在刚熟的饭上蒸一蒸，放些盐将就着吃。我们的饮食跟当地农民一样，生活算是随遇而安。
我们的两位老房东，原来在附近山坡开辟了一块耕地。坡上有大树，有杂木，也有石头，一下子似乎很难着手。但他们把大树锯倒了，锯断的树干拖去卖给小店铺做女装木屐，余下的枝叶放火一烧当肥料，将那山林的斜坡，弄成刚刚剃了发的秃头，他们要在那儿播种。这是在房东动员邻居协助播种的时候，我才晓得他们平常的劳作是怎么一回事。农民有着互助的习俗，下种和收割时，可以请邻人来帮忙，只要办些菜饭和几杯椰酒，请帮忙的邻人吃喝一顿就行。那时，房东也约我们一道去玩玩。经他邀请的有十几人，男女老少都有。工作开始之前，一个带着六弦琴的青年，逗着一个姑娘唱歌，那姑娘毫不拘束地唱了。接着，他又逗另一个，说是要唱毛洛族的歌谣，那姑娘也唱了，唱得颇动情，听来很感人。那歌词内容，大意是这样：
凝视你留下的手绢哟
我每天晚上亲着嘴
想念你送来的食品哟
甜的砂糖也发出相思的苦味
哎呀哎呀
阿拉悦哦
菲律滨的青年男女，精神上比我们解放得多。他们爽朗活泼，我们却很拘谨。他们要我们唱中国歌，我们不会唱歌，正想怎样应付的时候，老房东叫着开工，替我们解了围，大家笑嘻嘻赛跑似的跑上斜坡。有两个青年，各执一根竹竿，竿头套着铁矛，竿尾则剖裂开来。
马尼拉：《华侨导报》
一九四四年，马尼拉中、南吕宋和美骨区的一些市镇，以及宿务、怡朗、描戈律等地的「抗反」组织不断壮大，盟员增加很多，《导报》发行量随之大大增加。每份都有几个人传阅，读者相当广泛。 《导报》对华侨群众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鼓舞他们积极投身抗日斗争。
在日寇的残酷统治之下，不仅出版抗日地下报纸要冒生命危险，阅读抗日地下报纸也要冒很大风险。在敌伪区，只能在夜深人静时悄悄地看，或躲在厕所里偷偷阅读。
日寇一旦发现《导报》，便气急败坏地到处追查，因此《导报》的传递工作十分严密；先作伪装，然后分别送交「抗护会」联络站及「工抗」、「店抗」、 「粤抗」、「青抗」的联络员，联络员再按各自的组织系统一层层分送到每个成员手中。 「抗护会」联络站则通过交通员转发至中吕宋、南吕宋、美骨、宿务、怡朗等地区总分盟。为了传递安全，还要经常更换伪装方式：有时折叠插入成捆的包装纸袋中；有时折叠起来藏在雪茄烟盒里，然后混在大批货物里当做商品送出去；有时卷起放进活动的发蜡筒，两头灌上蜡；份数多时则藏在麻袋（菲律滨人常用的麻袋，特别加工成双层）底层，上面放些小商品和衣物。基层发行时，更是花样翻新；有时约定时间，上菜市场买菜，以交换菜篮子的方式转到对方手中；有时放在裤腰、裙腰中或垫肩里；有时夹在牛皮纸塞进鞋子穿着出去。有个「青抗」盟员把自行车手把的胶套松下，把《导报》卷起，塞进空管，再把胶套装上。
《导报》到了读者手中，他们便如获至宝，秘密传阅。
《导报》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抗反」便从众多读者中发展新盟员。因此各地基层组织都把发展《导报》读者当作一项重要任务。
发展《导报》读者的工作是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盟员在发展读者之前，一般不暴露身份。发展的对象多是自己熟悉了解的人。经过一段时间考察，条件成熟才把《导报》给他看，正式吸收为读者。 《导报》读者逐渐增多后，「抗反」就组织各种形式的《导报》读者会、学习小组，并对其中进步较快的进行重点培养，一俟条件成熟，便发展为盟员。一年以后，类似这种形式的读者会，在马尼拉、中吕宋、南吕宋和南岛各地纷纷发展起来。 「抗反」通过这种形式团结群众，发展盟员，壮大自己的组织。
一位《导报》读者在他的回忆文里写道：「一天晚上，同住的同事递给我一盒火柴，说里面有秘密报纸。打开火柴盒，满盒都是火柴，哪有什么报纸？把火柴全倒出来，盒子底下有一张折得很小的两面油印的纸片。我先是一惊，呆了一阵，马上放在灯下阅读。我的眼界从此开阔了。以前宛如井底蛙，曾以为在日本法西斯统治下，整个华侨社会都鸦雀无声，哪里想到竟有这么一群不怕死的海外中华儿女敢于挺身而出，向耀武扬威的日寇挑战！我敬佩他们，他们是顶天立地的炎黄子孙！」 「报纸小而内容丰富，阅后使人豁然开朗，明白国际形势，知道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以前只听到日本人狂喊大捷，有了《导报》，我可以听到延安的声音，听到莫斯科的呼唤，也听到华盛顿与伦敦的战报，变得眼明耳聪了，尤其是菲律滨人民和华侨抗日反奸斗争的消，更激发我的斗志。」
在艰苦斗争的紧要时刻，我能到《导报》工作，深感荣幸。
回首三年前，我是遵照廖承志同志的安排，以宋庆龄女士的名义来菲律滨办报的，以便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但我来到菲律滨刚半年时间，办报的工作还未来得及完全展开，珍珠港事件突然爆发了，日军占领了菲律滨，这项任务被迫搁浅了。在当时残酷的抗日环境中，在敌人的刺刀底下，我只能竭尽全力为抗日工作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一九四四年下半年，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军队在各战线上开始反攻，美国收复太平洋许多岛屿，苏联红军抗击德寇，以及中国抗日战争不断取得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的被动局面。九月，美国空军开始轰炸马尼拉的日军机场。十月二十日，美军在菲律滨中部礼智岛（Leyte）登陆。日军节节败退，竭力垂死挣扎，对抗日力量进行疯狂镇压。与此同时，广大群众的抵抗活动也更加剧烈，敌我斗争十分尖锐。
同年秋，一些华侨抗日地下组织接连遭到破坏，不少抗日志士惨遭杀害。十一月四日，《导报》的秘密发行站也被破坏，以做生意为掩护的发行站负责人谢圣逢、王芳卫、陈目等三人被捕。当天送来的报纸，除已分发一部分之外，其余全部落入敌人手中。
我很快得到消息，马上通知张敏思，发行站已被敌人破坏，编辑部人员立即转移。张敏思接到我的通知，已是当天下午，他与大家研究应急措施，决定不动声色，对房东说黄南君「父亲病危」，家里来电要我们全家迅速回到内湖省去。于是把无法带走的收音机和全套《导报》收藏好，将钢笔、钢板、蜡纸、地图和最新收到的电讯记录，分别由几个人带着，混过敌人的检查站，转移到市内的一个秘密地点。
不久就传来消息：发行站那边，谢圣逢、王芳卫、陈目被捕后英勇不屈，壮烈牺牲了。
《导报》编辑部终于被破坏了。张敏思、黄南君、郭斌撤离不久，一群敌军开到他们驻地，把整幢房子包围起来，用力敲门，好久没有人回答，便破门而入。敌人抓不到人，便四下搜查，并抓住房东和甲长进行盘问、拷打，要他们交出抗日分子。最后留下七八个鬼子在房里和四周分头住下。过了好几天，把室内洗劫一空。
张敏思、黄南君、郭斌三人撤到我住的地方，待了两天。我们当时还不知道《导报》编辑部已经发生的事，忧心如焚。郭斌惦念编辑部那幢房子，想回去侦察一下，看个究竟。我则认为情况危急，不能回去，没有同意他回去。但他得到另一位领导人的支持，上午十时出去，约定中午一点回来。然而约定时间已过，郭斌没有回来，张敏思、黄南君心事沉重。我想，日本人手段毒辣，郭斌可能对付不了。吃过午饭，我说，走吧，不能再等了。侦察的地方离这里不远，我估计出事了，他学生气重，没有抵抗力。于是立即放弃我和陈金锭住的机关，和他们一起转移至一个新租到的地方。
当天晚上，陈金锭说米袋未拿，想趁天黑回去取大米。当时粮食非常困难。我劝他不要去冒险，陈金锭却坚持说没问题。他没有听我的劝告，返回去了，晚上真的没有回来。接连损失了两位同志，是令人感到十分痛心的。
第二天吃过早餐，他们二人静静等我拿主意。早餐后，我说不能再犹豫了，必须再次转移。当时我的座右铭是：「存心时时可死，做事步步求生。」
第二天，我们的交通员，机敏的吴楠子前去了解我的住地是否出事。楠子化妆成报童，乘电车来到我住的机关附近观察，遇到邻居一位菲律滨妇女，她喊了一声楠子名字「Torojo」，悄悄告诉他：「你叔叔家里有日本特务，房东和陈先生被捕了。」楠子听后回来向我报告。根据情况判断，可能有人被捕后叛变，必须立即通知其他负责人迅速转移。吴锦南让楠子带张敏思和黄南君到三巴洛区一间备用的机关，然后通知杜埃。楠子到杜埃住处没找到人，知他一定会沿火车道回家，就赶到达必单火车站拦截。不久果然看见杜埃和女儿阿金沿着铁路走来。楠子据实以告，把他们父女带到三巴洛，同张敏思、黄南君等一起住下，我住进洪雪立夫妇家。有关陈金锭的下落，却打听不出来。
经过这个事件，「抗护会」决定《导报》编辑人员转移到新地区隐蔽，把前几天收听的新闻编辑起来，交给「店抗」，由「店抗」突击编出一期，第二天早上交给「工抗」印刷发行。 《导报》在百阁区的印刷发行好几期，工作顺利。我是主管报纸的负责人，这回亲自传文稿——把编辑好的稿送到印刷厂。我还和郑文腾一起，两次冒险通过敌人岗哨，带去两块小钢板。为了迷惑敌人，保证安全，《导报》印刷地点连续转换了几个地方。
李实、黄玲、张敏思、黄南君和杜埃一起住在一间菲律滨人的草屋里。这是贫民区，离市区较远，不好掩护也不利于工作，于是再分散转移。 「抗反」在仙多托马斯（Santo Thomas）大学附近租了一间民房，房主是个知识分子，满屋都是书。这时美军已在吕宋岛登陆，美军飞机天天轰炸马尼拉，菲律滨人纷纷逃到农村避难，这家主人准备回乡下，把房子租了出去。李实、张敏思、黄玲、楠子在这里编辑《导报》。黄南君、杜埃等先隐藏在「店抗」陈永石亲戚家，不久「抗护会」又让他们转移到一个汉奸的别墅。这个汉奸害怕抗日团体的锄奸活动，逃到外地去了，把这所别墅委托给他亲戚看管，看房的正好是「抗反」的人，同意《导报》人员住进去。
一九四五年二月三日，「华支」和美军先头部队挺进马尼拉，解放了仙多托马斯大学集中营的盟国侨民。日军撤出马尼拉北区，溃退到巴石河南岸旧王城内等地进行顽抗。随后，《导报》编辑人员集中到一所三层楼房的二层。二月四日，美军一个通讯处也进驻这所洋房的楼下，当他们知道《导报》是地下抗日秘密报纸，而且编辑部里还有两位女性，非常惊讶而敬佩。
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这一天，《导报》连续赶出几次中英文号外，祝贺马尼拉解放。
我们《导报》从此由秘密转为公开，周刊改为日报，油印改为铅印。 「华支」马尼拉大队派人送来伪华文报一些机器、铅字粒和纸张，又找到了一家小型印刷厂和一架手摇印刷机。经过三四天准备。二月九日，第一张铅印的《华侨导报》在苏巴兰街出版，同广大读者公开见面了。这是马尼拉光复后出版的第一张华文报纸。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我们请梁上苑、王西雄等人参加《华侨导报》，编辑部力量大大加强。我给该报设了一个副刊《笔部队》，借以力结和培养文艺青年。 《笔部队》由我主编一段时期，后由蔡文炯接编。
《导报》公开出版后，受到广大侨胞的热烈欢迎。不久建立起自己的印刷厂，扩大篇幅，从马尼拉发行至全菲各地，订户迅速增加。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九日，《导报》创刊三周年纪念，除了编辑出版纪念特刊外，还出版了英文纪念册《华侨导报三年奋斗史》，并且举行了茶话会，招待各界人士，高高兴兴地庆祝胜利。
垃圾桶里的家伙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日，美军出动十七万四千名官兵、七百多艘舰艇和数百架舰载战斗机在礼智岛登陆，揭开了对菲大反攻的序幕，在礼智湾展开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海战，给日军以毁灭性打击。一九四五年一月，美军在吕宋岛的林加延湾登陆，开始攻打马尼拉和吕宋岛的战斗。 「华支」大力配合美军展开反攻，到处打击和肃清敌伪力量，立下了汗马功劳。
正当美军攻入马尼拉仙多托马斯大学的清晨，我们的「华支」马尼拉中队，已经占领了基督教青年会，插起了三年不见的中国国旗。有个侨胞来报告，说Soles街李家大柴寮，那里有十几个日军，有很多枪，很多子弹，要马尼拉中队立即派人去。大家听了，马上找中队长。中队长受了这种狂热气氛的影响，就派了十二名队员前去，因为做地下工作，携带的都是短枪。赤手空拳的群众也要去，一共四五十名。情况不大明了，中队长说去了再说。当时觉得硬攻很困难，最好叫他们投降，但一时找不到懂日本话的人，恰好有一个台湾同胞懂日语，于是请他帮忙，一起浩浩荡荡向Soles街涌去。
日本兵隐藏在柴寮旷地的防空洞里，洞口盖着二三尺厚的木板，子弹射不进去。打不了，围困又没有这种耐性，就根据刚才的计划进行招降。台湾人相当勇敢，一个新从别部调来的姓陈的干部，没经详细讨论就跟台湾同胞一道上前谈判。中队长命令队员散开包围，自己也跟着深入敌人阵地。台湾同胞说明来意，日本兵看了这情况，一时还很顽强，不甘心投降。一个鬼子头目不知说些什么，咕噜了几句，八九个鬼子站起来，握着手榴弹。一看情况不妙，三位招降者连忙退了出来，以为鬼子要掷手榴弹。其实并不是。一个鬼子跟到洞口探望，看不到大队兵马，仅有少数游击队员在洞口周围盘桓，他们个子不大，有些像青年学生。这模样让那个日本兵壮大了胆子，他大声吆喝起来。马尼拉中队队员很守纪律，没对探头探脑的家伙加以射击。台湾同胞起初还有胆子，日本兵吆喝了一阵之后，就有点顾虑，经中队长劝慰，又到洞前传达，说我们要宽待你们，不出来也会饿死，你们大势已去。日本兵表示要投降，但要我们不把他们交给美军、菲军，他们说因为你们是中国侨民，我们才肯投降，要是美军、菲军来，一定要拼命的。日本兵狡猾爱面子。我们认为既然投降了，就该尽量保护他们的安全，要他们一个一个把武器送出来。他们倒也听话，将步枪和手榴弹交出来，陈同志负责检查。八名军人，一名日本商人，共九名，还有步枪五枝，手榴弹五十余颗。于是将他们押到青年会楼上一个房间。
在路上，恨透了日本人的群众气势汹汹地喊打喊杀。马尼拉中队控制住局面，没有出什么乱子。不出乱子是不容易的。我曾在仙多托马斯大学对面Dapitan街，看到横巷子里躺着一个日本人，没穿军服，两脚垂在水沟里。他是刚被愤怒的群众活活打死的，头破血流。一个不到十岁的菲律滨男孩，拿着木棍，对他的脑袋一下一下地打着。日本军国主义者占领菲岛，不知杀了多少人，小孩子没吃的，面黄肌瘦，两脚肿得不能动弹，卧死街头的随处可见，复仇的日子到了，要控制由于仇恨而发生的暴力，十分困难。
有人告诉我青年会有日本俘虏。到了那里，进进出出的抗日青年非常多，臂上挂着臂章，人人脸上喜气洋洋。青年会好像一个总部，楼下是另一个友团的办公室，二楼是「华支」的，女同志们在那边救护伤员，别动部抓敌探奸细，很紧张；还有从敌人缴获来的军火，也放在那边，秩序并不好。这也难怪，他们没有经验。引起我注意的是楼上的俘虏和楼下的军火，很怕出意外。如果有人丢一根火柴或一个香烟头，极可能引起军火爆炸。我跟负责人讲明这个问题，建议他们另找房子，立即搬开军火。
我去看俘虏。他们被关在一个有凉台的房间，房间不小，除了投降的九名日本兵，还有一些捕来的日本人，共有十余人，他们坐着或躺着，我进去时，他们以为我也是俘虏，后来才知道错了，问起他们，他们不爱答理，只简单说姓名，说是海军陆战队的，态度傲慢。一个姓熊本的俘虏个子高大，胸前长着毛，披着草黄的军服，居然对我说几天不洗澡很烦恼，要我帮他打桶水擦擦身。我答应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洋铁桶，从水龙头放满水提到楼上给他，他也不感谢。我不在意，只想利用他们去说服东一撮、西一拨的散兵来投降。
美国士兵：祝福未来
菲岛抗日胜利之后，为使读者认识新中国，我们办了一个英文半月刊，叫做《新华评论》。这刊物很受当时美国军队进步分子的注意。这些进步士兵中，有的是曾在西欧战场跟苏联军队接触过的，他们有正义的思想，坚持国际主义立场，憎恨本国资本家和军阀，真正为反法西斯而战斗，于是经常跟我们往来，我们互相以同志相称。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以后，美国转变战略，想在远东各地布置军事基地，留驻大批美军。那时候，这些美国同志，就策动美国士兵进行要求回国的示威行动。有一天，他们跟我们说工作布置得差不多了，要我们去看看热闹。我们来到市府附近一个广场，那里人山人海，约有三四万人，演说者情绪非常激昂。他们说日本已经投降了，美国政府有什么理由将我们留在国外？士兵的母亲要她们的儿子回国去！士兵的妻子要她们的丈夫回国去！士兵的子女要他们的爸爸回国去！掌声、欢呼声震天价响，弄得美军当局相当狼狈。
美国人民反对战争的思想，在影片《易北河会师》和剧本《美国之音》中也得到强烈的表现。
那些美国同志，有的还给我们英文半月刊《新华评论》写稿，并协助推销。一九四六年前夕，一位叫加尔森（E. T. Carson）的投来一首新诗，题为《决定》译抄如下：
我是工人，工作台旁的人，
我不为一九四五年的过去而伤心；
永远记着我眉间的汗水，
我决定一九四六年要关掉奴役他人的法西斯者的门；
为了这，我握紧拳头——民主不是给乞丐的！
我是一个小兵，第七九五号美国的小兵，
我不为一九四五年的过去而伤心；
永远记着斯大林格勒和硫磺岛，
我决定一九四六年要关掉霸道者的徒子徒孙的门；
为了这，我发誓──再不能有血流成河!
我是农民——常常被叫做乡下人，
我不为一九四五年的过去而伤心；
永远记着不断的劳作和空虚的肚子，
我决定一九四六年要关掉饥饿之神的门；
为了这，我要求我自己的东西——耕者有其田！
我是科学家、是读书人，
我不为一九四五年的过去而伤心；
永远记着那原子弹和邪恶的文字，
我决定一九四六年要关掉思想卖淫者的门；
为了这，我声明——科学和理性要服务人民！
我来自巴达维亚、西贡、菲律滨，
我不为一九四五年的过去而伤心；
永远记着德黑兰、耶尔泰和波茨坦，
我决定一九四六年要关掉信口开河的饶舌家的门；
为了这，我呼喊 ——我将自由！
我来自阿尔巴尼亚、基辅、伦敦、巴黎，
我不为一九四五年的过去而伤心；
永远记着他、你和我是一个整体，
我决定一九四六年要关掉人类中的兽畜的门；
为了这，我歌颂——我们要和好像弟兄！
这是美国普通士兵的真正和平民主的呼声，是对美好未来的强烈渴盼。
告别马尼拉
解放马尼拉的战斗打响了，埃德加‧斯诺也来到了马尼拉。他是有名的美国记者，哪里有新闻就往哪里跑。这回随军采访菲律滨战场，他的笔记想必越积越多。
一九四五年二月五日晚上，「华支」联络主任李炳祥与斯诺有个约会，邀请我参加。我不知道炳祥是怎么认识他的，反正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便带着一点好奇心与他见面。炳祥与斯诺好像很熟，跟他谈了「华支」的游击战争历史和所取得的胜利，跌宕起伏，惊险万状。我谈了我们出版《华侨导报》的种种艰辛。斯诺都很感兴趣，记得很仔细。他还提了许多问题，态度十分亲切。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日，有几个华人来到苏巴兰街的《导报》编辑部。为首的个子不高，脸部轮廓分明，只见他慢慢踱过来，说：「来到马尼拉，在街上看报摊，感觉贵报有我们朋友的味道，我们就来了。我是邓发，这是朱学范先生，这是陈家康先生。」邓发的名字大家很熟悉。中国工人运动领袖。我立即伸出手来：「我是林林，廖承志同志让我来菲律滨工作的。」邓发一听，顿时露出一脸笑意：「难怪」《导报》有点儿统战味。同志们都好吗？ 」他们几位是出席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和世界青年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取道马尼拉回国。相逢在异国他乡，仿佛见到亲人，立即拉开桌子，递上开水，把《导报》的酸甜苦辣一五一十数个没完。邓发显然感动了，点点头：「你们靠马克思的在天之灵活了下来，真不容易。能活下来就是胜利啊！」
是的，我们艰难地活了下来，来到了光复后的马尼拉的阳光之下。然而好景不长，我们重又逐渐陷入新的困境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国际社会进入了冷战阶段。美国和他的政治伙伴跟社会主义阵营势不两立。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纷纷独立，被压迫民族的政治独立和经济解放是美国和他的同盟者所不希望看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导报》的同志们深深感到，我们虽是菲律滨人民的亲密朋友，却逐渐为菲当局所不容。他们受到来自美国和国民党当局的双重压力，决心铲除这个异己力量，于是以种种借口不断制造事端，进行干扰，并威胁《导报》的订户，给我们造成了难以克服的困难。
一九四七年十月三十日，《华侨导报》走过一条艰苦而光荣的道路，终于被迫停刊了。
我没有必要再在马尼拉待下去了。国内政治斗争的形势发展很快，那里有我的岗位。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呼唤着我，我要回国去。当年来马尼拉的护照还在口袋里装着，但是没有路费，谁能给我路费？
郑文腾听说我要回国，毫不犹豫掏钱给我买了飞机票。我又回到了香港。越过千重波浪万里海疆，回首眺望马尼拉，我的心常常不能平静，总 要想起终生难忘的烽烟岁月。我一直在心底深情地呼唤：「郑文腾，我的兄弟，你在哪里？」
附录：
林林简介
林林，原名林印山，1910年出生于福建省诏安县桥园村，原名林仰山，林林是他在日本东京写诗时起的笔名，取自柳宗元的「总总而生，林林而群。」老诗人、老作家、外交工作者，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 中日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因病于2011年8月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成就及荣誉编辑
日本办刊物
1933年赴日本，到东京早稻田大学读经济学，后转为文学。在日本期间他加入了左联东京分盟，办过《杂文》、《东流》、《诗歌》等文学刊物，常与郭沫若先生交往，得到他的支持。
1936年林林回上海，在《救亡日报》社工作，主编《文化岗位》副刊。郭沫若曾为报社社长，夏衍为总编辑，林林是他们的助手。后上海沦陷，报社迁至广州，又至桂林，林林等为办报辗转奔波，不遗余力。 《救亡日报》为唤醒民众团结抗日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菲律滨办报
1941年，廖承志指派林林作为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的代表，前往菲律滨办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后来他在那里领导创办了《华侨导报》。从1941年起至1945年日本投降，林林与当地人民并肩抗击日本侵略军，出生入死，屡历险境。一次他们的游击队在山村驻扎，遇日军搜索，他躲进了玉米地，日军架起机关枪扫射，密密的子弹从身边穿过，他险些遇难。一次他在和俘虏谈话时，又差点被日本人拉响的手榴弹炸死。在人们印象中，林林是温文儒雅的诗人和学者，殊不知他还曾打过游击，战斗在异国他乡的高山密林中。
外交家
1947年，林林回到香港，继续从事文化工作，当选为全国文艺协会香港分会常委。
1949年，林林奉命回广州，参加接管文化单位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广东省文化局副局长，后调任驻印度大使馆文化参赞。
1958年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亚非司司长。
1973年起任对外友协副会长。他曾是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届委员。兼任中日友协副会长、日本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诗词学会副主席、郭沫若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务。他任这些职务不是挂名的，而是以其广博的学识为基础，在各个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
友好大使
林林同志长期从事民间外交工作，堪称是一位民间友好使者和文化使者。他在担任友协副会长期间，接待过无数批外国友人，出访过亚、非、欧十几个国家，为增进我国对外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用力尤勤，与日本许多文化界名人，如作家中岛健藏、井上靖、大江健三郎，画家东山魁夷、平山郁夫，音乐家团伊玖磨，指挥家小泽征尔等都有交往。在日本文化界，林林这个名字享有极高知名度，几乎成了中日文化交流的象征。
多才多艺编辑
诗人
林林同志素以诗人著称。他一生作诗不辍，出版有《同志打进城来了》、《印度诗稿》、《雁来红》、《剪云集》等诗集多种。他的诗抒写革命者的情怀，富于时代气息，跳荡着历史的脉搏。中国新诗歌史上当有其一席之地。在艺术风格上，他的诗清新俊逸，是比较唯美的。如他写给井上靖的《梦之花》，在绮丽的诗句中，蕴含着深厚的感情：
是因胡姬捧出夜光杯，
葡萄美酒引起你的醉意？
是因杨贵妃跳起胡旋舞，
惹得你眼花缭乱？
林林同志具有多副歌喉，有时亦发慷慨豪歌，黄钟大吕之音。如他在《我得掌握我自己》一诗中写道：「哦，要做鸟，就做鹰吧，高飞的鹰！/哦，要做兽，就做狮子吧，勇壮的狮子！/哦，要做人，就做个不平凡的英雄！」林林同志也写旧体诗词，不乏丽句佳作。他曾多次说，学写诗总要有点旧诗词的底子。他还说在上个世纪的文人中，旧体诗写得最好的是鲁迅、郭沫若、田汉、郁达夫。
散文家
林林同志还是我国知名的散文家。他的随笔集《扶桑杂记》、《扶桑续记》在中日两国拥有众多读者。他的散文既是学者式的，又是诗意的。他很看重做学问，常说：「写文章忌空泛，要讲点学问。」确实，读他的文章是能长进学问的。譬如他为《日本古典俳句选》写的译后记，旁征博引，阐幽抉微，不啻是一篇高信息量的学术论文；但其文笔却又清新雅致，富于诗情，使人读来如饮香醪。熔学问和诗情于一炉，这正是他的散文的难能可贵处。作家陈大远曾评论他的散文说：「虽是散文杂记，堪登词社诗坛。风骚清骨韵飘然，写出真情一片。」
林林主要著作
1982 年 《扶桑杂记》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7 年 《海和船》 （花城出版社）
1990 年 《雁来红》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6 年 《扶桑续记》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年 《八八流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翻译家
林林同志还是一位翻译家。他年轻时曾迷恋德国诗人海涅的诗，翻译出版过他的诗集《织工歌》、《奴隶船》。后来他译过菲律滨民族英雄何塞?黎萨尔的诗篇。 1983年翻译出版《日本古典俳句选》。 1990年翻译出版《日本近代五人俳句选》。还需要特别提到的是他曾于1974年翻译出版《鲁迅致增田涉书信集》。在1931—1936年间，鲁迅写信给日本学者增田涉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共计五十八封。这些信是鲁迅用日文写的，对研究他后期的思想、生活、工作具有重要价值。林林同志把这些信全部译成中文，因译文保存了鲁迅的文字风格，受到学界赞许。并经增田涉本人过目首肯。现此书信集译文已收入《鲁迅全集》，当传之不朽矣。
主要译作
1945年 [译] 黎萨尔：《最后书怀》
1948年 [译] 海涅：《织工歌》（香港人间书店）
1974年 [译]《鲁迅致增田涉书信选》（文物出版社）
1981年 [译]《鲁迅全集》第一版书信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年 [译] 松尾芭蕉等：《日本古典俳句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译] 《日本近代五人俳句选》 （外国文学出版社）
书法家
林林同志还是一位书法家。他的书风自然和谐，融有诗人的洒脱灵秀和智者的超凡脱俗。他接待过许多日本书法界人士。书法是从中国传承到日本去的，在那里受到重视和发展；而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本土，书法艺术却几成荒漠。他为此十分着急，便建议成立书法协会，并为之多方筹措。建议受到周扬同志支持。 1981年12月中国书法协会成立，他被推举为第一届中国书协副主席。他对弘扬我国书法艺术可谓功莫大焉。
创建汉俳
另外，林林同志还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就是创建汉俳。日本有一种短小的诗体曰俳句，每首诗仅三行共十七个音。它在日本延续数百年，受到广大群众的爱好，并已走向国际化，产生了美国、法国、德国式等俳句。简单地说，汉俳就是用汉字写的俳句，也仅三行，但不是十七个音而是十七个字。八十年代初期，当林林同志与赵朴初、钟敬文二老共同倡导汉俳时，中国诗歌界对它还很陌生。林林同志说，赵朴老的汉俳偏于文言，钟敬老的偏于白话，他自己则是半文半白。写汉俳并不易，要以小小的诗体，即景抒情，给人宽宽的联想，留下长长的余韵。经过林林同志多年的示范和推广，汉俳现已在中国诗坛开花结果，得到相当的普及。汉俳的诞生，既为中国新诗增添了新品种，也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美丽的篇章。
（原载：《菲岛烟云》林林著由菲律宾华支退伍军人总会出版（2017））
看了好久才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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