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龙网编辑部7 发表于 2024-5-22 10:57

一直没跪的范闲,为何在第二季连跪两次

重生之回到一个没有杜甫、曹雪芹的时代:
撰写“红楼梦”,一时洛阳纸贵;京都诗会,以杜甫《登高》暴得大名;祈年殿背诗三百篇,一夜之间成诗仙。


这是范闲开挂人生的冰山一角,也是《庆余年·第一季》深入人心的原因之一。
等待五年,《庆余年·第二季》终于来了。


集齐九成原班人马,实属不易;开播当日,“剧王”称号屠榜各大平台,声势十足;铺天盖地的热搜之下,是名副其实,还是对剧粉之深情的一场辜负?
剧集播出近三分之一,已可看出一些端倪。

第一季的范闲,面圣时不跪,不想也不愿意。庆帝以慈父的姿态宽纵了他。整季故事,范闲便是站着,于诡谲的人心和狡诈的权力场中,化解危局,洞彻身世。


第二季来了,范闲在返国途中,遭受二皇子胁迫,设计假死脱身,回到京都。他的假死,于庆帝而言,是欺君犯上。而要想破局,需冒死面圣,得其宽宥。
于是他潜入皇宫。只是这次,他跪下了,姿态降低,力陈原由,顺便表示忠心。几集之后,庆帝家宴,他列席其中,再次下跪,请求庆帝惩办奸佞。


第一季的傲骨,被第二季权宜的、示弱的、无奈的、可悲的皮肉包裹起来。
范闲连跪两次的样子,狼狈又丑陋。他寄望于皇帝能够惩恶扬善,大公无私。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和逢迎,就是一种认知混乱。而这种混乱,也正是剧集前几集饱受争议的主因。
以编剧王倦为主的创作团队,喜欢在庙堂江湖之间,掺拌进喜剧的佐料,在严肃宏大的叙事中,冷不丁地填入谐谑。


编剧王倦,图据视觉中国
第一季的喜剧角色:市侩惧内的王启年、憨呆爱钱的范思辙、油滑嘻哈的辛其物、跳梁小丑郭保坤等,令全剧增色不少,中和了权谋剧本身的残酷与沉重。
第二季,主创有意放大这一优势,于是搞起了全员喜剧人的声势:
开场,范闲身死的消息传回京都,庆帝狂奔,一个老谋深算、不怒自威的帝王,“毁”形象出场,虽自带喜感,却被视为OOC(Out Of Character:角色做出了不符合原著作品设定的行为举止)。


帝王尚且如此,第一季端庄、恭谨又饱含“不伦”心事的太子,到第二季直接放飞自我:变得像个市井流氓,玩起了装疯卖傻的套路,嬉皮笑脸又挑眉弄眼,在母亲寝殿脱鞋放松一段,过于活脱做作,甚至癫狂。


二皇子的形象未改,但为了实现喜剧的“雨露均沾”,《狂飙》中的冷血杀手“老墨”来到此剧,化身二皇子贴身护卫,他的憨气、楞气与自诩要考功名的书呆子气,确实制造了“范闲的灰”等热梗。


王启年的喜剧定位至关重要,第二季为了加大他的喜剧量,搬出了第一季从未露面的妻女,还玩起了“伦理梗”,女儿叫“霸霸”,父亲叫“小年年”,以及编剧过分突出“惧内”情节,反复调侃,生怕你不笑。


其他戏份不多的角色,也都在专心致志地搞笑。北齐公主的社恐和强壮镇定,随行侍女受惊掉了宝剑(类似相声中的“掉凳”),抱月楼花魁上演最强打工人,三皇子扮演可恶的“甲方”,以及夸诞的群演在祭奠、模仿范闲时,表现出来的喜剧氛围,完全溢出了正常的尺度,而近于大型小品的联欢感。


这种完全的、疯癫的、不惜毁坏第一季人设的喜剧营造,过于泛滥,且多数已经脱离了范闲的觉醒与成长、京都的权谋与斗争这条主线,独立于范闲而存在,像是为了喜剧而喜剧,强行挠观众的痒痒。
于是,假死欺君,这个衔接两季的重要情节,变成了一场轻飘飘的游戏。范闲的布局与破局,也变成一个乏味的玩笑。最终削弱了权谋的观感和人物的成长空间。


《庆余年2》前三集之弊,就在于过分倚重喜剧,想以此讨得观众欢心;殊不知,观众喜欢喜剧不假,但需张弛有度,否则只会感觉到“尬”。

范闲的两次下跪,埋伏着两个情绪。
第一次下跪时,他面前有一只瓢虫。瓢虫无法翻身,六只脚慌乱摆动,像是受困的囚徒。范闲一边向帝王慷慨陈情,一边关注瓢虫,还用手拨正它。


这是编剧的技巧,以瓢虫喻范闲,从受困到起飞,表示欺君之局已破。此外,瓢虫还有一个作用:它破坏了这个凝重肃穆的场合,让下跪成了儿戏。


因此,他只是身体跪了,精神还站着。
第二次下跪,他再三呈请皇帝铲奸除恶,不被准许。皇帝走后,范闲满脸悲愤,缓缓起身,蔑视皇子,一走了之。


这次跪,打破了对帝王的幻觉。此后,他不再倚仗皇权,而是与之周旋,用自己的方式来匡扶公理大道。
从儿戏的下跪,到悲愤的下跪,暗示着范闲的觉醒和成长。
在那之前,他只是一枚棋子,参与《庆余年》中六个“父亲”摆弄、算计与争斗的棋局。所谓六个“父亲”是指:亲爹庆帝,养父范建,教父陈萍萍,岳父林若甫,师父费介,舅父五竹。


在这些权势熏天、智谋无双、武道巅峰的父辈的庇佑下,范闲得天独厚,应有尽有,实乃古往今来第一“爽”角。但他仍是一枚棋子。所有的作为,只是父辈们推波助澜的作为。
直到北齐归来,经历假死风波、抱月楼惨案、告御状无效后,范闲的膝盖再也跪不下去了。他明白,作为棋子,无法左右棋局;只有成为棋手,才能与父辈们平起平坐,在诡谲的朝堂伸张正义。
自此,范闲开始审慎地“相信”部分父亲,“考察”部分父亲,“反对”部分父亲。这是他的成长,也是第二季的叙事核心。


而这种成长的实现,恰恰来自于对喜剧的背叛——即目前剧集所展示的两个悲剧情节。
一个是卖菜翁老金的故事。
老金被宫中太监压榨,欠下巨款。女儿为偿父辈,甘愿卖身“会员制”青楼。老金得范闲帮助,入青楼看女儿,出来则惨死街头。


命如草芥的卖菜翁,正如第一季殒身的滕梓荆。在皇子贵族和权谋算计中,他们并不比一只蚂蚁尊贵,可以毫不费力、毫无愧怍地打死,抹除。而后,他们还会诧异于范闲为何要为这些升斗小民、普通护卫与权贵为敌。
老金之死,是对叶轻眉所立碑文的蔑视。她和她的儿子范闲,拥有现代知识和人权理念,希望法为民而立,人人生而平等,无贵贱之分,世间再无欺压与冤屈(猫腻原著的碑文更为激荡:人人皆可为王)。


守护碑文,就是守护一种良知与信仰,这抹理想主义色彩,才是大众期待的《庆余年》式的亮色。
老金之死,刺激了范闲。剧集从浮皮潦草的喜剧联欢会,迅速推进至权谋主线。真正的爽文,并不停留在身份、地位、财势与婚恋;而是悲生民之苦,悯众生之弱,于是奋起抗争,将悲悯化作力量,与天斗,斗那权势与不公。


之后出场的邓子越,是另一种悲剧。曾经,他有血性,为举报军营贪污,杀出血路,誓死上报;入职鉴察院,不媚上,不欺下,不苟且,孤勇刚直,除恶务尽。
可是久浸官场,那个“世间多不公,以血引雷霆”的青年,终于被磋磨到必须和光同尘,才能稍微做点事情。中年的他,终究跪下了。而范闲,发现并理解邓子越,他需要唤醒这样的刚正之臣,组建一个“正义联盟”,以剜除那陈腐溃烂、骄横顽固的权势之疮。


范闲有数个“父亲”,做他靠山,故而成事;此后,他将成为邓子越这种骨鲠之臣的靠山,护住他们,护住法度天理。
这正是从棋子到棋手的进化:在挣脱“父亲”的影响后,独当一面的范闲,将挺直腰杆,站着把事儿办了。

举凡爽剧,各有各的爽。
要么宫斗剧里,宠冠后宫,甚至独断乾纲;要么权谋剧里,算无遗策,进而摆布朝堂;要么穿越剧里,降维打击,如开上帝之眼;要么武侠剧里,有奇遇或血脉,修成武道巅峰;还有男频感情剧,则是桃花不绝,如帝王般坐拥佳丽三千。
而《庆余年》,对以上几种爽,兼而有之;它是爽剧的集大成者。
宫斗方面,范闲不输,斗倒一干皇子,最后推举自己的徒弟,也是兄弟,三皇子,承继大统;


权谋方面,范闲在他这一代,无人能及,常常出奇制胜,在各个充满心眼的皇帝皇子之间,游刃有余;


穿越方面,连曹雪芹和杜甫的作品都能拿来“用”,实在是欺负那些苦读的书生;


武侠方面,他的功夫不足以称霸天下,但足够防身,关键是两大“保镖”:一个带镭射眼的机器人,一个握有狙击枪的妹妹,谁人能及;


感情方面,从女帝王、宰相之女、武道女高手、女花魁,个个花容月貌,对范闲怀有难舍难分的情愫。


爽剧元素,应有尽有,且几乎都发挥到了极致。
同时,《庆余年》的叙事结构,和《琅琊榜》的“梅岭血案”、《甄嬛传》的“纯元阴影”一样,埋伏了一条无所不在的暗线——叶轻眉的历史与作为,使得剧集始终保持充分的悬念,并且隐隐地将“男频爽文”置换为“大女主叙事”,亲近了部分女性观众。


此外,不得不提主创团队的喜剧风格,创造了一种亦庄亦谐的效果——尽管《庆余年2》前几集,喜剧过于喧宾夺主,但后续的喜剧,比如范闲设计,令戴公公当众贿赂他,以此倒逼都察院查贪,其中谣言传到,老迈的戴公公认了范闲做“干爹”,讥讽力度拉满,实在令人喷饭。


能融合这么多爽点而不至于迷失,甚至给人历史正剧的爽感,就在于《庆余年》那块“人人生而平等”的碑,并且它不是悬浮的招牌,而是内化成了范闲的准则与信仰,行动与理想。


悲苍生,悯孤弱,以螳臂之姿,当权贵之车,这才是最高级的爽文大男主,重生之范闲版“包青天”。
文/李瑞峰 编辑 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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